歐美環保制度的演化 環保永遠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

劉淄川/文

一

1954年3月1日，一聲悶響震動了太平洋上的比基尼環礁，美國在這里秘密進行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氫彈爆炸試驗。這場試驗污染了周邊海域，導致一艘正在附近航行的日本漁船船員受影響染病，從而在幾年前剛遭到原子彈轟炸的日本激起反核運動。不僅如此，這場試驗同時也迫使馬紹爾群島上的居民大舉遷移，這些島民的遭遇得到了環保主義者的同情，預示著美國環保運動的即將興起。不過，與同一時期發生在蘇聯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環境事故中那些被忽視、甚至被遺忘的受害者相比，他們還相對幸運。

在那個時代，地球許多角落的人們都開始認識到，環境問題正在成為社會發展迎頭撞上的一場致命挑戰。1952年，一場大霧降臨英國首都倫敦。事后不久，英國政府發布的衛生報告估計，有4000人因煙霧而提前死亡，大多數死者是幼兒或者老人，另有10萬人因煙霧而感染疾病。當時一份報告說：“即使在這個因濃霧而臭名昭著的城市，人們對此事有超乎尋常的嚴重性也達成了共識。”

幸運的是，社會對于這場新的挑戰，迅速做出了應對舉動。在公眾和政治力量的推動下，1956年，英國出臺了《清潔空氣法》，在城市中劃出一定區域設立“無煙區”，規定在這些區域里只能使用經法律許可的燃料，例如無煙煤，否則即是犯罪行為。1990年英國制定《環境保護法》，規定環境署和市鎮當局都有責任確保企業使用可以獲得最佳的清潔生產技術。隨著空氣質量的改善，漸漸地，倫敦的稱號“霧都”從一個讓人產生臟污聯想的名詞，變成了這座城市浪漫化的名片。

在美國，1962年，環保運動的奠基之作、瑞秋·卡森的《寂靜的春天》出版，這是美國現代環保運動誕生的標志。除了殺蟲劑導致的自然物種滅亡問題外，在那個時代，美國大湖區的污染也讓嶄露頭角的環保主義者團結在了一起。1969年，俄亥俄州的凱霍加河因為污染物的堆積而燃起了熊熊大火，美國媒體連篇累牘地報道，搖滾樂手蘭迪·紐曼基于此事創作的歌曲Burn　On傳唱一時，這些關注最終催生了1972年的《聯邦水污染控制法案》。

同一年，在加利福尼亞州南部的圣巴巴拉縣附近海域發生空前的油污事件，造成大量海鳥和海洋生物死亡。污染引起了廣泛的憤怒，當地居民與石油公司發生沖突，得到媒體的集中報道。所有這些事件都給民間自發的環保情緒添上了適時的柴火。在這之后，組織化的環保運動就如燎原之火一般燃燒起來，而正是環保訴求的運動化，帶來了發達國家環境質量的實質性改變。

二

事實上，人類活動一直在造成環境的變化，而對于林木砍伐、水土流失，以及大氣、土壤與水體污染的擔憂古已有之，但是直到上世紀中葉之前，公眾在意識中并沒有把“環境”作為一個需要關照的獨立主體來對待，相反，“改造和馴服自然”仍然是時代的主旋律。只是到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也就是二戰之后的西方世界，環保才興起為帶有政治性的運動，只有在現代社會里，人們才會以系統思維去全面地看待環保問題。

人的環保意識并不是天生的。人自發地會產生對環境的感情，對自我行為的約束，但這只會存在于孤立的個體中，只有以運動形態出現的環保訴求，才能使環保成為人的普遍意識。在現代，應對大生產時代的環保挑戰，需要一整套法律與監管方面的“上層建筑”，而只有普遍性的環保運動才能成為其真正的助產婆。

在西方國家，環保主義從一開始就不是孤立的運動，而是與地方政治與全國政治交織在一起。現代意義上的環保運動，必然要求對社會各個領域的全面介入，要求政府行為的改變、公共服務形式的改變、企業經營行為的改變、教育內容的改變、媒體與文化界的改變……經過幾十年環保運動的洗禮，今天，環保意識已經融入歐美人的生產與生活，成為人們根深蒂固的意識，乃至成為一種現代性的風尚習俗（cus-tom）。能發生這一切的根本原因，還是延續數十年環保運動的潛移默化，帶來的根本層面的制度變遷與心理變遷。

其實，面對污染事故以及公眾憤怒的質疑，任何政府的天然反應都會是否認或者淡化自身的責任。1952年的“倫敦霧”事件爆發后，倫敦市政府一開始就聲稱已有的監管措施已經到位，不需要制度性的更新，最后還是靠著環保分子的呼聲以及反對黨的壓力，才迫使政府改變了態度。所以，民眾與政府的關系，治理體系的民主化程度，直接關系著環保的效果。還有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在上世紀80年代德國統一前夕，雖然西德的經濟比東德發達得多，但東德卻被聯合國認定為歐洲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今天我們也可以看到，全球污染的重災區，正是集中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工業發展起來但環保制度跟不上、從根本上說是治理制度跟不上的轉型國家。

在西方環保運動的鼎盛時代，在一系列災難事故的自然刺激之下，環保組織像雨后春筍一般涌現。據統計，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環保組織的成員人數增長了五倍。

環保運動帶來了穩固的環境發展成績。如今，即使在環保運動被認為相對衰落的美國，它依然是規模最大的社會運動，擁有數千個全國性環保組織和數萬個地方性環保組織，以及2000萬-3000萬的組織成員。環保事業已經不是政府與企業及公民的單向互動，而是多中心并相互制衡的穩定結構，環保組織已經融入美國社會肌體，成為保證社會正常運轉的治理體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環保組織自身也在不斷演變，從自發的、零散的個人的聯合，發展為建制性、有目標有規劃的組織。對環保的整全主義理解，以及從政治的角度看待環保問題，這種思維產生的終極的組織形式就是“綠黨”，它們目前主要活躍于歐洲政壇。

綠黨在傳統的左右翼的譜系劃分中崛起，雖然大體上可以歸于左派，但又與左派的許多傳統訴求不同，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政治綱領與政治哲學。它認為當前的環境危機不是一種可以糾正、逆轉的“錯誤”，而是對工業增長、生活質量提高的強調所導致的擴張性、消費性、缺乏約束的生產生活方式所產生的系統性問題，所以，環境問題不能靠傳統的左右兩邊的調適來解決，福利國家和自由市場都不是最終的答案，只有按照“綠黨”的政綱，系統性地改變經濟結構才能解決。同時，環境治理的進步，也離不開社會政治生活的進一步民主化。德國綠黨就明確宣布：“我們意識到在一個人們有充分民主權利、不因文化差異受歧視、沒有婦女壓迫的社會中,　要求人們生態需要的洞見、自制和責任更容易些。因此，生態學和社會解放相伴隨”。在他們看來，環保意味著整個社會的重塑。

三

不過，作用力總是與反作用力成正比，隨著環保運動的強大，反環保運動也隨之強大起來。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環保運動和民權運動這兩股浪潮相互推動，促成美國環保運動的興盛；而在上世紀80年代，倡導自由市場和保守主義的里根政府上臺后，任用一些帶有反環保傾向的官員擔任要職，環保運動也轉入低潮。直至今日，仍有人認為環保運動沒有恢復到當年的聲勢。

反環保運動是與環保運動同時產生的。比如，《寂靜的春天》剛一出版就受到與農藥相關的生產部門的抨擊，甚至包括對卡森的人身攻擊。今天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也同石油開采等產業產生激烈的交鋒。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參與制作的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在收獲大量掌聲的同時，也遭到強烈的批評，包括內容的失實，戈爾自身行為與其環保宣教不符，以及作品的政治導向性等。批評者懷疑氣候變化證據的科學性，或者反對以減排方式來改變氣候變化趨勢。雖然他們聲稱氣候變化議程是由利益驅動，但是他們本身的背后也搖晃著保守派企業與利益集團的身影。

必須強調的是，反環保運動也是自發的，而且，其價值不一定是負面的。它通過向環保主義者提出更加嚴格的證據要求，讓環保運動自身更加完善，同時，也讓環保必須與經濟自由、企業經營效率、產業發展需要、私人財產權利保護、減貧等事項相平衡，而不致產生環境水平提升，但經濟停滯甚至生活質量下降的后果。

另外，美國環保運動在今天的相對低落，并不足以抹煞它已經取得的成績，以及已經作用于社會的深刻印記。幾十年之前，大氣和水質量標準沒有嚴格執行，珍稀物種沒有得到保護，化學產品與工程項目不經過嚴格的環評檢測，現在環保已經融入了人們的集體意識之中。環保運動也許有些風光不再，但它鞏固下來的成果已巍然不動。

有限的自然資源與人類發展的無限渴求之間始終存在著矛盾，這種矛盾始終應該以試錯的演化博弈方式來加以調和。文明的演化總是要遵循一個出現挑戰與應對挑戰的循環過程，而這需要博弈的順暢進行，讓其成果逐漸在規則和制度上固化。開放的制度環境更能保證一種動態的博弈可以持久地延續下去。

一個在環境生態上可持續的社會的生成，必然包含對社會組織方式的重新塑造，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環保永遠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不是靠簡單地呼吁政府治理環境，或者孤立的個人改變生活方式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是需要系統性的解決。在今天的世界上，那些轉型成功的環境友好型社會都擁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這些是真正需要我們去深入了解、理解和反思，并把改變轉化到行動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