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管理政策所 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 2024年09月30日 15:57 北京

2024年9月28日,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環境經濟學分會2024年學術年會在陜西省西安市舉辦,本屆年會的主題為“發展環境經濟學科 助推美麗中國建設”。生態環境部有關同志、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劉平主任、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韓孝成紀委書記、陜西省生態環境廳宋秋光二級巡視員出席年會并致辭。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環境經濟學分會主任委員董戰峰研究員、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首席科學家葛察忠研究員分別主持開幕式、大會主旨報告環節。為更好地發揮環境經濟政策作用,助力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本屆年會以“發展環境經濟學科 助推美麗中國建設”為主題,共有5個主旨報告、四個議題32個報告、一個青年論壇20個報告。浙江農林大學生態文明研究院院長沈滿洪教授、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黨委書記王燦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生態環境學院院長龐軍教授、西安交通大學資源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劉哲教授、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政策所所長董戰峰研究員分別作了主旨報告,引起了參會人員的高度關注與共鳴。

浙江農林大學生態文明研究院沈滿洪院長在題為《進一步完善生態保護補償機制》主旨報告中,詳細介紹了我國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基本內涵、巨大成效、突出問題與對策建議。指出“生態保護補償”是落實“兩山”理念的關鍵,具有顯著的生態意義、經濟意義與社會意義。強調我國在生態保護補償方面已取得顯著成效,但仍存在補償主體過于集中于政府、補償方式單一、標準偏低及覆蓋面不足等問題。提出應推動生態補償主體多元化,增加多樣化補償方式,構建科學化補償標準,并構建體系化補償機制,以實現生態保護補償的全面覆蓋和有效實施等政策建議。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王燦教授作了題為中國可再生能源對社會經濟發展與全球氣候治理的貢獻的主旨報告,分析了全球和中國可再生能源的發展現狀和特征,討論了可再生能源發展的三個功能:經濟發展新動能、社會進步新抓手和氣候治理新名片。分析提出可再生能源發展經濟拉動效益優于傳統化石能源行業,通過促進投資、拉動出口、激勵創新等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在拉動就業、改善公眾健康、鄉村振興方面發揮著良好的社會效益;可再生能源發展降低了全球可再生能源部署成本,降低實現可再生能源三倍目標的融資需求差距,促進全球經濟增長,有利于全球南北公平,提升多國社會福利等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生態環境學院龐軍教授就題為《中國的生態資產管理:理論框架與城市評估》進行發言。龐院長闡述了生態資產管理在中國式現代化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城市生態資產管理的理論框架,指出生態資產管理包括生態資源、生態產品和生態資本三個核心要素,結合政府主導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方式實現生態產品的價值轉換。基于全國337個地級市的綜合數據,構建了中國城市生態資產管理指數,分析了各城市生態資產管理水平的差異,指出西部城市在生態資源稟賦方面的優勢明顯,東部城市在市場化價值實現方面表現突出。最后提出了重點領域強優勢、補短板,根據城市特點因地制宜提升城市生態資產管理能力的建議。

西安交通大學資源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劉哲教授作了題為《多樣化的全球循環經濟發展實踐策略、溫室氣體減排效應核算及相關國際規制研究》的報告。劉主任回顧了全球循環經濟的發展歷程,強調了產業生態學和3R原則(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的重要性。指出全球各國的循環經濟實踐策略存在差異,中國和英國主要依靠國家主導,日本、韓國則政府參與較多,而美國和加拿大則是政府有限參與。他還通過分析再生塑料行業和鋁業等實例,展示了循環經濟在溫室氣體減排方面的效果,并提出了基于投入產出模型的核算方法。最后探討了國際固廢貿易中的環境影響,呼吁建立全球固廢再生利用標準,促進循環經濟的健康發展。

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所長董戰峰研究員發布了《中國環境經濟學學科發展評估報告:2024》,并作了題為《中國環境經濟學學科發展評估報告:2024》的主旨報告。董所長介紹了2009-2022年間中國環境經濟學學科發展情況,提出了中國環境經濟學發展特征與趨勢的三個階段,基本摸清了中國環境經濟學科建設、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情況,系統展示了中國環境經濟學科發展的成就、提煉總結了學科發展的規律和基本經驗、辨析了學科建設存在的若干突出問題,回顧并展望了學科的發展階段,強調應構建多學科交叉、形成多技術集成的態勢,加強自主性、注重中國特色,并提出了促進學科發展的六方面對策建議。


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杜鳴溪教授在題為“政策定序理論下的碳中和政策評估”的報告中指出我國實現碳中和需要實施多項減排政策,厘清碳中和政策之間的相互作用至關重要,基于動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創建了一個包含四項主要減排策略的1295個情景的政策組合區域。他指出,由于政策之間的相互影響,實現碳中和的情景百分比會比不考慮政策關聯而顯著下降約六分之五,實現碳中和的年份也估計會推遲五年,其中只有可再生能源和終端電氣化政策的組合沒有互相制約,而是在聯合實施時產生協同效應。長安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王奕淇副教授在題為“清潔能源發展的減污降碳協同效應及機制”的報告中分析了清潔能源發展對減污降碳協同發展的直接影響,探討清潔能源發展影響減污降碳協同發展的傳導機制,并提出不同的假設。構建了空間計量模型和空間中介效應模型,提出被解釋變量、核心解釋變量、機制變量和控制變量,分析實證結果,包括基準回歸結果、穩健性檢驗、異質性分析以及機制檢驗,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黃和平教授在題為“中國環境稅費改革的綠色經濟增長效應研究”的報告中運用雙重差分法,檢驗2005-2021年283個地級市環境費改稅對城市綠色經濟增長的影響。他指出,環境費改稅對綠色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增質”“提效”的政策效果,同時還具有抑制環境污染和促進經濟增長的雙重紅利,但對碳減排協同效果不顯著。環境費改稅通過“雙重紅利”效應、環境規制的“資源配置效應”和稅收激勵的“創新補償效應”,減少環境污染和促進經濟增長、減輕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的稅收扭曲、激發綠色創新以實現綠色經濟增長。福建省環境科學研究院陳君君高級工程師就“排污權交易關鍵支撐技術研發及產業化應用”作了報告,她指出,排污權交易作為福建建設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體制機制改革創新舉措之一,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別是在排污權交易技術體系構建、企業間交易市場建設和深度減排等關鍵技術取得重大創新,并在全省排污權交易和工業減排領域得到廣泛應用。希望福建省排污權交易工作持續深化發展,為下一步國家深化排污權交易改革提供經驗借鑒和決策參考。江蘇省環境科學研究院高爽高級工程師就“關于江蘇省污水處理調價機制和現實困境的思考”作了報告,她基于國家對污水處理收費機制有關政策要求,以江蘇省為典型案例地區,分析江蘇省污水處理價費收支情況、城鎮污水收集處理設施提標改造及管網系統建設的資金需求,并從污水處理定價機制、調價程序、建設運營模式等方面分析當前污水處理價費調整的現實困境,提出推動污水處理價費調整的政策建議。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李霄教授在題為“基于發展異質性的國家資源效率軌跡及其社會經濟動因研究”的報告中探討了全面綠色轉型的背景下,如何有效提高資源效率,以實現資源的高效利用。報告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系統識別社會經濟因素對資源效率的影響,二是分析不同發展水平(如GDP、HDI和SDG)對資源強度的門檻效應,三是研究短期經濟波動如何影響資源效率,從而揭示經濟周期對資源利用的動態影響。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效建議,促進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畢粉粉助理研究員就“黃河流域典型地區重點行業碳減排成本測算及經濟社會影響評估”作了報告,她選擇黃河流域的電力行業和鋼鐵行業,以山西省作為典型地區,分析了重點行業減污降碳措施和技術,預測黃河流域典型地區重點行業不同減排技術的碳減排潛力和單位碳減排成本,并通過投入產出模型分析行業碳減排路徑和措施實施對GDP、稅收、居民收入等的經濟社會影響,為黃河流域電力行業和鋼鐵行業在選擇最優碳減排技術方案時提供成本角度的參考。


內蒙古財經大學資源與環境經濟學院韓新盛教授在題為“基于生態用水的荒漠草原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測度及影響研究——以內蒙古四子王旗為例”的報告中基于圍封、春季延遲放牧和全年放牧場景,根據草原生態用水規律選取指標進行實測,對供給服務和調節服務價值量進行測算,探討不同放牧模式下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應。結果表明,荒漠草原生態系統放牧模式對草原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影響顯著,春季延遲放牧模式下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總價值最高。荒漠草原供給服務價值和調節服務價值負相關趨勢明顯,春季延遲放牧相對全年放牧和圍封而言比較經濟。北京理工大學管理學院/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曲申教授在其報告“基于可解釋人工智能的環境系統解析”中詳細介紹了基于相關性的預測模型在環境政策中的局限性。他指出,盡管機器學習方法已經廣泛用于環境數據的預測與收集/環境風險的監控和預警,但現有研究主要利用數據的相關關系進行預測,并未反映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并且在歷史數據的基礎上訓練模型,在新的環境中模型可能并不適用。在此基礎上他介紹了因果機器學習量化污水廠規模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以及可解釋機器學習解析影響污水廠污泥產率的因素2個案例,最后提出未來可將研究領域著眼于環境工藝過程模擬與智能控制工具。中國人民大學石磊教授作題為“中國城鎮污水處理廠溫室氣體排放特征與低碳化路徑”的報告,從破解我國城鎮污水處理廠低碳化不可能三角入手,通過構建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城鎮污水處理廠碳排放核算體系,形成多年度廠級數據庫,展示我國城鎮污水處理廠碳排放特征與時空分布,探究影響碳排放格局的經濟社會與技術管理因素,測度減排效率與減排空間,以此尋求低碳-減污-經濟的城鎮污水處理廠低碳化路徑。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張寒教授在題為“退耕還林工程的碳泄漏——基于多期DID的因果效應分析”的報告中介紹了“雙碳”目標下,明晰退耕還林工程實施導致的碳泄漏程度已經成為衡量該工程生態效益的關鍵問題。本研究基于多期雙重差分模型實證檢驗工程導致的碳泄漏,并在粗放和集約兩個邊界上探討碳泄漏的形成機制。研究發現工程碳泄漏率為11.06%,主要通過集約邊界引起碳泄漏。此外,糧食生產效率和土地質量越高,工程碳泄漏程度越低。以上發現為全面認知退耕還林工程的碳泄漏提供了科學依據,為統籌協調生態保護與糧食安全提供了有益借鑒。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樊宇副研究員在題為“減污降碳下我國工業行業綠色轉型路徑研究”的報告中,提出降碳減排協同推進是我國改善空氣質量、應對氣候變化和全面綠色轉型的必然選擇。降碳減排目標的實現將倒逼產業結構優化,推動構建新的發展格局。本研究旨在探究我國主要行業降碳減排現狀與潛能,提出產業結構優化的智能決策方法體系與路徑。首先,分析主要行業降碳減排的現狀與潛力,利用投入產出方法和結構分解方法相結合,靜態和動態相結合分析主要行業的二氧化碳和大氣污染排放乘數的差異、演變和影響因素。其次,結合多目標優化方法,構建目標函數和約束函數,提出經濟型和污染減排型二種決策偏好,構建降碳減排協同推進下的工業產業結構優化智能決策模型。最后,面向我國碳達峰和大氣污染減排規劃,基于我國主要行業降碳減排現狀與潛能,結合二種不同偏好智能決策結論,提出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策略。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周全高級工程師在題為“中國生態環境領域可持續發展目標進展評估”的報告中介紹了構建合理的量化評估指標體系是科學監測可持續發展進程的關鍵,為有效監測我國生態環境領域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進程,構建了一套與IAEG-SDGs全球指標框架吻合,對應生態環境部主管部門職責且有數據支撐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評估指標體系,對我國生態環境領域可持續發展子目標及評估指標的狀態和發展趨勢進行定量分析,結果顯示,我國生態環境領域的可持續發展子目標整體表現較好,但具體表現仍然存在差異。據此,她提出了進一步完善可持續發展目標評估體系,強化重點領域短板研究,提升中國生態環境領域SDGs的整體表現和增加國際對于中國可持續發展工作的接納度與認可度等政策建議。福建師范大學王遠教授在題為“基于多目標優化分析的電力行業深度脫碳穩健決策研究”的報告中將研究聚焦電力行業脫碳過程中的復雜性及其所面臨的多重不確定性。通過穩健決策方法,研究團隊構建了基于XLRM決策矩陣的電力脫碳多目標決策框架,探討了深度不確定性在電力脫碳中的影響,識別出可實現脫碳目標的穩健策略,為不同目標偏好的決策者提供了動態決策參考,推動了國家和省級層面電力行業的深度脫碳轉型,為能源轉型應對氣候變化挑戰提供了新思路和方法。北京工業大學翁智雄副研究員在題為“打破政企合謀: 中央環保督察對企業進入市場決策的影響研究”的報告中介紹了交錯型雙重差分模型(Staggered DID),多維度比較了中央環保督察對企業經營投資決策的影響,從產業部門、企業性質(國有、外資或合資、私營和集體所有)、督察懲罰力度(拘留、約談、問責等)、區域(京津冀及周邊、長三角等)等方面,系統識別了中央環保督察對企業進入市場決策的影響異質性,研究發現中央環保督察能改變中央和地方政府“委托-代理”關系下的信息不對稱結構,有助于打破“政企合謀”格局,從而實現改善地方生態環境質量的目標。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張麒副教授在題為“減污降碳視角下空間密度的環境效應”的報告中突破行政單元約束,以超過一定人口密度閾值的網格單元作為空間觀測對象,來精準探討城市群空間密度變化對減污降碳的影響及作用機制。研究發現,空間密度對PM2.5與人均碳排放的影響均呈“倒U”型趨勢。這主要受城市用地變遷、生態空間演變、生產方式優化和交通設施變化四大作用機制影響。進一步分析空間密度的規模效應與結構效應發現,規模效應的主導地位造就了密度與環境的非線性關系,這為相關研究爭論可能提供了新的解釋。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李江龍教授在題為“政企關聯與企業 ESG 表現”的報告中詳細介紹了政治關聯對企業ESG的影響。他指出政治關聯能夠為企業帶來信貸資源和稅收優惠,削弱了企業通過提升ESG表現獲得優質資源的動力,從而阻礙了企業ESG的發展。對具有更強的政治關聯的公司而言,突然失去政治關聯對其ESG表現的影響更大。西北工業大學管理學院賈明教授在題為“會計助力企業碳中和”報告中介紹了如何對企業進行碳排放核算。他指出在低碳管理中,對碳排放量的準確計量是實施有效管理的前提。他圍繞企業碳中和的全過程,將其分解為確碳、減碳、抵碳、披碳和激碳五個階段,構建了CROCS企業碳中和管理和激勵的理論模型,核算了中國上市企業的碳排放水平。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室主任孫飛研究員在題為“中國綠色金融發展:政策引導與市場機制協同共進”的主旨報告中介紹了綠色金融政策的歷程和進展、綠色金融市場的現狀與趨勢、綠色金融發展的難點與挑戰,并從更加主動、更加適應、更加開放和更加系統四個方面提出中國未來綠色金融發展的應對策略。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田洪志教授題為“綠色金融、產業結構優化與企業綠色轉型”的報告中介紹了《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的出臺對工業企業綠色轉型的影響。他指出綠色金融政策顯著促進了企業綠色轉型,并且通過增加金融資源配置和產業結構優化等渠道促進綠色轉型。中國石油大學(北京)經濟管理學院張奇教授就“碳中和技術投資決策優化與綠色金融機制創新”作出報告,他指出碳中和技術投資決策優化面臨著影響因素復雜但多科學交叉方法框架缺失、技術投資決策建模困難兩方面的關鍵問題。他基于技術、經濟和政策數據庫,構建了基于多學科交叉碳中和技術投資決策模型,識別出碳中和的關鍵技術并預見其未來成本趨勢。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湯維祺副研究員就“使用大語言模型解析情緒驅動的綠色溢價”作出報告,主要分析了中國A股市場綠色股票的綠色溢價來源、市場認知與情緒對綠色溢價的影響和內在機制。他指出綠色溢價的存在可能來自于政策的變化和預期的不確定、市場的不成熟和投機行為的流行,為此,需要降低氣候政策的不確定性,提高碳排放信息的透明度,從而提高資本市場對綠色股票的定價效率。南開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徐鶴教授就題為“中國再生資源回收利用行業碳交易探究”作出報告,他指出固廢資源化可以有效解決末端處置帶來的環境問題,準確地評估固廢資源化帶來的減污降碳協同效益對于未來更好的無廢城市建設、加強固廢管理、制定有關政策非常重要。他介紹了核算固體廢棄物碳減量的核算步驟以及碳交易的機制,并提出了我國廢棄物碳減排市場遇到的主要挑戰。生態環境部規劃院潘擁軍助理研究員就題為“邁向金融強國的綠色金融創新路徑思考”作出報告,分析了我國綠色金融發展面臨的關鍵問題以及這些問題背后的四個方面主要原因,并從頂層設計、部門協調、產品和服務以及場景應用等方面提出我國綠色金融發展創新路徑。


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的璩愛玉副研究員在題為“國家生態保護補償制度實施進展與改革方向”的報告中,總結了生態保護補償制度發展經歷“探索-發展-提速-法治化”四個階段及取得的成效。分析了當前生態保護補償制度改革面臨的問題及其原因,包括對生態保護補償的認識認識不深入、統籌協調機制不健全、激勵導向不強、市場化多元化補償不充分、補償實施支撐能力跟不上等。報告最后提出生態保護補償改革創新方向與重點,包括完善生態綜合補償、培育有效市場、加快完善多元化補償、研究制定指導性標準、建立補償綜合評價體系、持續完善技術支撐體系等。上海師范大學能源與生態經濟研究中心的張翼飛教授在題為“黃河流域水緊缺、農業綠色發展水平及生態補償績效研究”的報告中,首先總結了目前我國黃河流域農業發展的現狀、模式及經驗,分析了黃河流域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制約因素,包括水資源約束、生態環境脆弱、生產效率低下、面源污染嚴重、人力資本缺失等。提出了黃河流域農業水緊缺及綠色發展水平測度的指標體系構建及測度方法,并進行了黃河流域生態補償的社會經濟效益分析。最后,提出了黃河流域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以及制度創新及保障機制,其中實現路徑包括發展高效旱作農業、構建生態循環農業體系、帶動農村創新產業等,制度創新及保障機制中包括完善土地集約化經營治理模式、優化農村資源配置、建立省級立法協同保障機制等。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生態環境補償研究中心的文一惠高級工程師發表了題為“生態綜合補償的發展與展望”的報告,主要從生態保護補償在美麗中國的“位”、我國生態綜合補償政策歷程、生態綜合補償機制主要內涵以及生態綜合補償未來發展路徑四個方面闡述了我國生態綜合補償的發展與展望,系統梳理了從中央首次提出生態綜合補償的概念,到現在生態綜合補償的概念和內涵不斷演變的過程,在此基礎上,對生態綜合補償的特征做了系統總結,包括補償目標的綜合、補償資金的綜合和補償方式的方式,最后提出我國生態綜合補償“強基”“擴面”“提質”“換檔”的未來發展路徑。四川省生態環境科學研究院劉新民正高級工程師發表了題為“中國流域生態補償:演進、挑戰與優化”的報告。我國流域生態補償從2006年起步,經歷發展期和推廣期,2023年實現在31個省(市、自治區)普遍推行、并產生17份跨省補償協議,現有流域生態補償以“流域生態產品供給導向下的政府間財政資金轉移與使用的制度安排”為整體框架,通過激勵與約束并用化解產權難題、縱橫結合推動降低交易成本、補償與治理兼顧聚焦碧水保衛戰等系列創新,推動流域生態補償由理論探索到實踐推廣,并取得顯著進展。但面對生態文明建設新形勢和美麗中國建設新征程,要適應新的戰略需求,建立起科學的、較準確反映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行之有效的生態補償體系,還任重道遠。當前的主要任務是:總結經驗,找出不足,面對未來,不斷開拓完善。重點是推動從水質補償到“三水”補償、從政府補償到多元補償、從生態供給型補償到價值實現型補償,形成精細的環境補償、內生的的社會補償、可持續的發展補償等新范式,構建“流域生態價值實現導向下的環境-社會協同的機制集成”新框架,提升流域生態補償的精度、深度和廣度。浙江農林大學徐彩瑤副教授在題為“流域碳補償標準與管理分區”的報告中,總結了我國關于碳補償的政策及國內外對于碳補償的研究現狀,提出空間明晰化的碳補償管理分區對于建立能夠體現碳匯價值的流域生態保護補償機制至關重要。以錢塘江流域10個縣(市、區)為研究對象,基于碳收支核算體系分析錢塘江流域縣域尺度碳收支時空演變格局及其碳收支平衡關系,運用考慮社會經濟、資源利用、生態環境因素的綜合評價方法,對錢塘江流域進行碳補償與管理分區規劃。報告最后表明研究結論:(1)2000-2020年錢塘江流域碳排放量與碳吸收量總體不斷增加。碳排放量呈現“西南低,東北高”的空間格局,碳吸收呈現“西南高,東北低”的空間格局。(2)2000-2020年間錢塘江流域碳排放基尼系數平均值為0.60,碳排放經濟貢獻系數在0.86-1.03之間,碳生態承載系數在0.02-15.81之間。流域內縣域單元之間經濟發展與資源利用效率差距較大,碳供需錯配現象比較嚴重。(3)2020年蕭山區、余杭區和富陽區為碳補償平衡區與低碳控制區,常山縣、開化縣、建德市和淳安縣為碳補償獲補區與低碳優化區,臨安區和桐廬縣為碳補償獲補區與低碳控制區,杭州市市區為碳補償支付區與低碳減排區。中國礦業大學教授李永峰在題為“煤礦區生態補償機制研究”的報告中,介紹了煤礦區的生態補償及生態補償機制的構建,包括補償對象、補償主體、補償標準等。提出了優化煤礦區生態補償機制實施的建議,包括加強政策法規建設與執行力度、完善煤礦區生態補償的監管機制等。介紹了煤礦區生態補償效益評估的測算方法及生態效果評估的相關指標體系。報告的最后指出了煤礦區生態補償機制改進方向,包括深入研究生態補償標準、多元化生態補償資金來源、加強生態補償監管機制的建設等。南京信息工程大學袁廣達教授在題為“跨界橫向生態補償的會計視角與政策協同”的報告中,詳細介紹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研究過程和成果。發言主要圍繞該項目的創新性與特色、研究的主要內容、研究存在的不足三個方面展開。從三個方面介紹了該項目的創新,其中包括研究內容的創新、補償政策設計創新、研究技術方面創新等;從七個方面介紹了研究的主要內容,其中包括補償機制因素分析和補償政策設計與政策協同機制、補償機制落地的生態資源產品和服務的價值實現機制和社會資本集聚等;最后說明了該項目存在的不足及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經濟師王志凱開展題為“市場化生態保護補償基金的探索與思考”的報告。主要圍繞市場化生態保護補償基金為何必要、何以可能、如何實現三個問題開展。從生態保護補償市場化、多元化政策導向及實施難點等方面回答市場生態市場化生態保護補償基金的必要性;介紹市場化生態保護補償基金的理論基礎、內涵特征、主要類型及法律依據;梳理市場化生態保護補償基金的設計方法和流程;最后,結合赤水河生態公益基金的實踐介紹了應用案例。


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馮悅怡作了題為“2035‘美麗中國’目標下的空氣質量改善與應對氣候變化協同管理研究”的報告,強調了空氣質量改善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協同管理,這是實現“美麗中國”目標的重要一環。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細化不同區域的協同治理策略,特別是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找到平衡點,探索更加高效的減排技術和政策措施。福建師范大學陳晗璐作了題為“美麗中國建設實踐中的長三角地區植被降溫效率”的報告,揭示了長三角地區植被降溫效率及其影響因素,為緩解城市熱島效應提供了科學依據。未來可以進一步結合城市規劃和綠地布局,優化植被配置,提高降溫效率,并探索在更多快速城鎮化地區的應用。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王寧靜作了題為“基于可計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的主要污染物預測與政策評估研究”的報告,利用CGE模型進行污染物和碳排放的預測與政策評估,為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學依據。未來可以進一步完善模型,納入更多影響因素,提高預測精度,并加強模型在政策模擬和優化方面的應用。浙江農林大學陸雨作了題為“綠色金融發展能否提升森林生態產業化效率水平”的報告,探討了綠色金融發展對森林生態產業化效率的影響,為綠色金融在生態保護中的應用提供了實證支持。未來可以進一步研究綠色金融在不同領域的應用效果,推動形成綠色發展的長效機制。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田雪作了題為“ESG 表現對企業績效的影響與激勵機制研究”的報告,揭示了ESG表現與企業績效之間的深層次關系,為上市公司提升ESG表現提供了理論支撐。未來可以進一步探索ESG表現與企業長期競爭力之間的關系,以及如何通過政策激勵和市場機制促進企業提升ESG表現。陜西師范大學王恒作了題為“跨境電商政策能否提升城市綠色發展績效”的報告,分析了跨境電商政策對城市綠色發展績效的影響,為跨境電商在推動綠色發展中的作用提供了實證依據。未來可進一步研究跨境電商在不同行業和地區的應用效果,以及如何通過跨境電商促進國際貿易的綠色化。山東工商學院秦林可作了題為“Examing Public'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Marine Ecotourism: An Empirical Study”的報告,通過調查公眾對海洋生態旅游的支付意愿,為生態旅游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依據。未來可以進一步探索公眾支付意愿的影響因素,以及如何通過提高公眾環保意識來促進生態旅游的可持續發展。西北工業大學毛嘉寧作了題為“森林生態產品助力農戶穩定脫貧的邏輯和路徑——基于22個典型案例的對比分析”的報告,通過案例分析探討了森林生態產品助力農戶穩定脫貧的路徑,為生態扶貧提供了新思路。未來可以進一步研究森林生態產品的市場機制和價值實現路徑,以及如何通過政策引導和市場機制促進森林生態產品的有效供給和合理定價。西安交通大學費梓萱作了“城市人口規模、人口老齡化對生態效率的影響”的報告,分析了城市人口規模、人口老齡化對生態效率的影響,為城市生態效率的提升提供了理論支持。未來可以進一步研究人口變化與城市生態效率之間的動態關系,以及如何通過政策調整和優化來應對人口變化對生態效率的影響。

內蒙古財經大學王升匯報題目為“綠色金融對我國能源消費結構低碳化的影響研究——基于空間效應與傳導效應的分析”,他基于綠色金融的能源消費低碳化是能夠撬動更大規模資金支持及促進能源清潔化革命的必要條件。從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實證檢驗、研究設計以及結論啟示四方面進行匯報。濟南大學王坤匯報題目為“面向生態轉型的資源型地區土地利用空間優化——以魯南經濟圈為例”。在綠色低碳發展要求下,兼具生態功能的資源型地區面臨生態轉型及可持續發展的需求。通過以典型的魯南經濟圈為例,采用多目標優化模型和熵權TOPSIS法確定2030年土地利用數量優化方案,并提出有關建議。內蒙古財經大學楊錚匯報題目為“生態補償政策對草原牧區農牧民生計的影響分析——以呼倫貝爾草原為例”。為緩解現如今呼倫貝爾草原的生態問題,提高農牧民生活質量,自2011年起,呼倫貝爾草原實施草原生態補償與獎勵制度。研究發現草原生態補助獎勵政策對農牧民五大資本均具有正面影響,并以此提出有關建議。濟南大學劉浩東匯報題目為“基于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的中國隱含碳-水流動格局研究”。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了嚴重的環境問題,其中區域性缺水和高碳排放是最為緊迫的挑戰。他通過搭建多區域投入產出表引入碳排放和水消耗,在統一的框架下研究我國各地區隱含碳-水的流動趨勢,并以此提出有關建議。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陶希匯報題目為“綠色金融對重污染企業碳排放強度的影響研究”。她基于2012-2021年滬深A股重污染行業上市企業的數據,運用雙重差分模型實證檢驗了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政策對重污染企業碳排放強度的影響、機制以及異質性。本文的研究為發展綠色金融,推動重污染企業綠色轉型提供了經驗證據和政策參考。中國長江三峽集團有限公司丁一凡匯報題目為“污水處理行業廠網一體按效付費方法探索”。她探討了污水處理行業廠網一體情境下按效付費方法,構建包括環境治理成效、運營績效考核和額外激勵三個方面的按效付費模型,提升了付費機制的科學性、透明性和公正性,以期為污水處理行業提供一種新的經濟約束與激勵機制,促進水務企業自我革新,為水環境質量改善帶來積極影響。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余晨陽匯報題目為“低碳城市試點、碳減排與人工智能創新”。他基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視角,探討環境治理與新興產業發展如何實現雙贏。研究發現低碳城市政策通過能源節約類綠色技術進步促進了碳減排等結論,并提出總結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經驗,逐步擴大試點等建議。內蒙古財經大學苗葳匯報題目為“內蒙古畜牧業數字化轉型困境及策略研究”。她本文通過2007-2021年的數據測度內蒙古牲畜、畜產品、勞動力以及畜牧業數字化發展現狀,分析得出內蒙古畜牧業數字化轉型面臨著數字化發展體系不健全、數字基礎設施支撐不足等五大困境,其原因與政府、農牧民與涉牧企業密不可分,在此基礎上提出內蒙古畜牧業數字化轉型的策略,并提出有關建議。吉林大學邵譯萱匯報題目為“中國各省份畜牧生產造成的人體健康、生態系統和資源負擔”。她構建了一個涵蓋多種牲畜物種、飼養制度和活動的生命周期框架,以評估中國省級地區的九種環境影響,這些影響最終成為人類健康、生態系統質量和資源稀缺負擔。這項工作在減輕畜牧業生產造成的各種生態環境負擔和促進可持續農業做法方面提供了政策指示。吉林大學馮潤川匯報題目為“我國省級區域居民收入及其內嵌碳排放研究:來源、流動與不平等性”。他從投入產出分析角度追蹤中國區域居民收入及其內嵌碳排放在27個行業部門間流動;衡量各省級地區和行業部門的居民收入和可支配部分的碳排放量并揭示其區域間不平等性,并提出有關建議與結論。中國人民大學生態環境學院張中杰匯報題目為:“中國隱含碳流動網絡關鍵節點識別——基于信息熵中心性視角”。他運用信息熵和網絡中心性理論分析隱含碳流動網絡,全面考慮了網絡結構和信息交互。這一方法彌補了傳統研究中主要依賴流量識別關鍵節點的局限性,通過有關分析得出有關結論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