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在北京召開的APEC財長會把基礎設施投融資合作列為重要議題，其中，如何通過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等融資方式吸引長期融資、撬動民間資本，成為重要內容。
事實上，就在國慶前夕，財政部《關于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有關問題的通知》（簡稱財金76號文）、《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簡稱國發43號文）兩份文件的發布已經令PPP的關注度陡升。
不過，PPP模式的具體應用還處于探索階段，盡管財金76號文特別提到，要“邀請有意愿的金融機構及早進入項目磋商進程”，“鼓勵和支持金融機構為示范項目提供融資、保險等金融服務”，但金融機構究竟如何參與其中，還需進一步商討。
PPP升溫
中債資信研究認為，采取PPP模式有利于劃分政府債務和企業債務的界限，預計未來PPP將成為我國基礎設施重要融資模式之一。
根據財金76號文，適宜采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的項目，具有價格調整機制相對靈活、市場化程度相對較高、投資規模相對較大、需求長期穩定等特點。
這類項目對于社會資本具有一定吸引力。一位投資機構人士對中國基金報記者表示，“實體經濟這么差，我們不敢投實體產業；房地產管控這么嚴，我們不想投房地產；轉投政府的污水處理、養老醫療、軌道交通，好歹還有穩定收益和優質的資產。”
金諾律師事務所田鵬也對本報表示，目前我國各地方的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項目往往投資體量巨大，但其中一些項目（如財金76號文所指范圍）具備一定的穩定現金流和收益性。
近期，多個省份相繼推出了規模龐大的PPP項目，其中，福建公布28個PPP試點推薦項目，總投資1478億元。青海推介的80個PPP總投資1025億元，安徽公布首批PPP項目總投資額為709億元。田鵬表示，從各省公開的PPP示范項目名單中也不難看出，上述項目正在成為首批PPP模式的示范項目。
田鵬認為，PPP模式較好地融合了政府和社會資本兩方面的需求。從政府角度看，一方面地方政府難以完全負擔這部分投資，而且難以保證公共服務的良好運營，因此需要通過市場化手段引進社會資本的資金、管理、運營和技術；另一方面，過去地方政府及其平臺公司因擔負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的建設、融資任務，背負了巨大的債務，PPP模式可以通過“購買服務”將債務性支出轉為消費性支出，有利于控制地方政府增量債務。
“PPP模式的亮點在于，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田鵬說。
信托參與仍需探索
田鵬認為，PPP模式的應用還處在探索階段，地方政府為項目所能調動的資源極為有限，尤其是三四線城市和縣區級地方政府，既無PPP模式的操作經驗，又無相應的協調能力和人才儲備，在推進PPP模式的過程中需要解決諸多難題，這需要從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套PPP操作指引和合同體系，并積極推動各類專業機構全程參與到PPP項目的實施過程中。
盡管43號文并沒有明確SPV（特別目的公司）是否可以通過信托方式進行融資，但田鵬表示，在PPP模式中，只要把SPV設計成為真正的市場化主體，信托依舊可以按照其固有方式參與到融資中。中債資信公共機構首席分析師霍志輝也表示，從市場化角度來看，在PPP模式下，成立SPV應該可以通過信托融資，信托仍將是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來源之一，但這部分債務屬于企業債務，不會計入政府性債務，信托資金的風險可能加大。
一位信托公司資深人士對記者表示，政信合作PPP模式，簡單而言，就是信托公司出資來投資地方政府支持發展的項目，信托公司成為項目公司的股東或大股東，資金的投入模式為股權投資，一旦項目未能實現回款，信托公司的保障就僅僅是其在項目公司擁有的資產，風險明顯增加，但優點也顯而易見，項目以商業模式運作，地方政府賴賬的風險因此降低。
不過，一位信托業務人員認為，現在信托參與PPP還沒有成熟模式可借鑒，大部分還在商討階段，短期內難以形成規模。深圳一家大型信托公司人員也稱，“目前這塊沒有形成固定模式，我們也沒有承攬經驗。”
事實上，根據公開資料，目前為止，僅五礦信托嘗試了PPP模式。今年6月，五礦信托與撫順沈撫新城管委會、中建一局（集團）有限公司簽訂《沈撫新城政府購買服務合作框架協議》，開展沈撫新城基礎設施建設。該項目中，由三方共同出資成立實體公司，五礦信托以股權投資形式進入，成為項目公司的絕對大股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