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從大熱到遇冷，建筑設計業入冬？
▲ 江蘇連云港一處高層建筑在大霧中若隱若現，如同近四年的建筑設計業，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圖文無關。（視覺中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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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歲的翟磊在2022年發現，他的薪水跌回了2012年時的水平。這位入行33年的建筑設計師感慨，如今“不去參與卷，最終就會被卷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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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時期時，鄧宗周記得，他基本不參加投標，覺得“浪費時間”，只做敲定意向的項目。公司還招聘過“隨便學什么專業”的大專畢業生任繪圖員，簡單培訓后就匆匆上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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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磊則親眼見證2015年后，一批曾被單位淘汰的設計師，扭頭去了地產公司，當了甲方。過去一年連院長都見不上幾次的員工，如今一到設計院，院長都得親自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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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記者 姜博文
南方周末實習生 黃藝南
責任編輯｜何海寧
2023年，給排水設計師陳泰被迫過起了“養老”生活。
6月，公司直白地告訴他，“項目回不了款，情況很艱難”，他被領導安排“做二休五”，即每周上班兩天，休息五天，工資直接減半。如此一來，在路橋與景觀設計單位干了9年的陳泰，收入甚至不夠維持生活開銷。他只剩六七萬元存款了。
一陣始自2019年左右的寒流刮過了建筑設計行業，在四年里持續降溫，吹向了更多新老設計師。2023年，這場寒流依然凜冽。新近的消息是，7月，上海遠東建筑設計院有限公司傳聞將停工停產，后該公司澄清停工的只是施工圖部門；當月，撫順市建筑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也宣布全體員工無薪休假三個月；更奇葩的新聞是，因“降薪太狠”，重慶一公司97名建筑設計師選擇離職，公司反訴其工作交接問題，建筑設計師一審敗訴后已上訴。
這些出圈的新聞令人意識到，那個與中國房地產行業數十年浮沉相關的行業，已經進入寒冬。
降薪，離職，停業
7年前，陳泰是主動背井離鄉，到廣州來“卷”的。
他告別了老家“養老型”事業單位，來到廣州一家民營設計院。該院總計約150人，陳泰從事給排水設計工作。在新東家，他的工作量大幅增加，一年經手項目就有二十多個，收入也隨之暴漲。到2021年，他的月收入已經近萬，年終獎最多可以拿兩三萬元。
在官方統計中，陳泰所在的是工程設計這一龐大行業，據《2021年全國工程勘察設計統計公報》，全國企業數量達23875家，可分為礦山采選、加工冶煉、石油化工、建筑市政等七大類。其中，與房地產行業密切相關的是建筑市政類別，常見的居住建筑、園林綠化、燃氣管道等均屬于這一類。
上升期在2021年戛然而止。陳泰記得，2022年過完年，他就迎來了一輪10%-15%的降薪，當年也沒有發獎金；到2023年5月，又迎來一輪10%的降薪。
一位疫情期間入職的女同事收入被砍得更狠，“只能拿廣州市最低工資，2300元一個月”。最終，陳泰選擇離職。走出公司之際，公司已經退租了一層寫字樓的辦公室，只與另一家公司合租半層。
一切似乎變成了一場忍耐力游戲：據深圳一家國有設計院總建筑師翟磊的觀察，變化始于2019年。從那年起，占據建筑設計公司業務大頭的房地產市場逐漸走向低迷，項目大范圍縮水，以至于建筑設計公司或是訂單驟減，或是項目完成也難以回款。設計師們漸漸面臨降薪、停發獎金等困局，直到他們再難忍受，主動離職，或是被裁。
2021年11月，入職河南一家民營建筑設計公司不到半年，顏荷就被談話：她沒有接受自請降薪的要求，公司擬辭退她。顏荷從此告別了設計院。不過她至少拿到了公司許諾的工資。
相較之下，包潔連薪水也沒能拿全。2022年7月，從一所985大學建筑學專業畢業后，包潔入職天津一家民營建筑設計公司，每月薪水約6000元，“最近幾年都沒有年終獎”。她回憶，公司常常拖欠工資，理由也是“回款比較困難”。忍耐一年后，包潔主動離職。她稱，公司還欠著她一萬元不到的薪水。
員工們苦苦掙扎之際，建筑設計單位經營者也在絞盡腦汁維持局面。李干城2010年在上海開辦了一家公司，主要為酒店、商業綜合體做電梯等項目的專項設計。他回憶，十余年來他賺了上億元。然而在上海疫情和行業寒冬的雙重擠壓之下，他只能先發部分薪水，項目回款后再補余下的，目前接近三分之一的員工已離開。
其實，公司不是沒錢，沒收回的款項達七八千萬元。李干城覺得，有六七成還收得回來，“但是得起訴，不起訴不會給你”。他已開始走司法程序。
曾在廣東經營一家建筑設計公司的鄧宗周，則在2022年為公司劃上了句號。他記得，公司在2019年時還有近1000萬元的業務量，疫情迅速擊穿了最后的繁榮。高峰時有26人的公司如今只剩鄧宗周與另一個合伙人。
鄧宗周也曾掙扎，他頻繁投標、跑項目，與其它單位合作嘗試陌生的景觀設計、室內設計與工程咨詢，但效果一般；他讓律師發函催收，也沒啥效果；也有的開發商已經破產，起訴也沒用，“資產在清算的時候，是顧及不到我們這邊的”。目前，他還有100余萬元沒能收回。
1990年代：白銀時代
55歲的翟磊在2022年發現，他的薪水跌回了2012年時的水平。
這位入行33年的建筑設計師感慨，如今“不去參與卷，最終就會被卷死”。他已“卷”了一生：1990年代，他放棄穩定工作南下淘金；邁入中年，他經歷過“三年買車，五年買房”的黃金時代，也曾想投身火爆的房地產業。如今，他“二進宮”返回了設計院，只等退休了。
與受訪的不少老建筑設計從業者類似，翟磊的職業生涯經歷了一個完整盛衰周期，當大齒輪轉動時，建筑設計行業這個小齒輪也開始慢慢轉動。
1990年，東北人翟磊從長沙一所985大學建筑系畢業，當年，他被分配回老家一所國有行業設計院，主要為工廠設計廠房。
那段日子穩定安逸。翟磊回憶，這家設計院過去受某部委及當年效益頗好的一家汽車廠的雙重管理，待遇頗為優厚。工作三年，月薪逐年從70元漲到300元、500元。“工人（那時月薪）只拿四五十塊錢”。
這家設計院還管分房。員工一結婚，可分配一套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入職兩三年后，只要結婚，還能換套兩室一廳的房子。
不唯待遇優厚，老東家尚無熬夜與加班等“惡習”。翟磊記得，看大門的老大爺每天下午6點就要鎖門。在手繪圖紙的年代，沒有電腦，沒有微信，22歲的翟磊離開單位，便無工作煩惱。
這都是帶有強烈時代烙印的待遇特征。翟磊稱，那個時代，行業以部委所屬的國有設計院為主，地方也有省市所屬的設計院，但總體數量不多。為此，要找設計院做項目，有時還得托關系。翟磊評價那段時光“很爽，但是沒錢”。
就在翟磊工作第二年，湖南人鄧宗周考上了長沙另一所大學的電氣工程專業。四年后，他進入長沙一家設計院，主要為工廠做強弱電設計。在他的回憶中，長沙的工作與翟磊有幾分相似：一天工作8小時，上班還有空喝茶看報，設計院的環境布置與機關單位頗為接近，沒有卡座，而是一間間小辦公室，水、電、通風等同專業的工程師分在一個辦公室。
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講話后，經濟建設大潮涌動，房地產行業開始走上時代舞臺。
“特區建設熱火朝天，需要大量的設計單位給他們做設計。”翟磊說。1993年，他跳槽到了鄧宗周所在設計院的珠海分院。而據他觀察，當時內地設計院盛行到特區開分院，以搶占民用建筑設計市場。
翟磊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比起老東家整棟樓的闊氣，珠海分院就是在一個小區里租民房辦公。不過，他每天早上從8點開始，一路干到夜里10點，睡覺就在辦公室的后棟樓里。
兩點一線的生活得到豐厚回報——來到珠海第一年，他的月薪就翻了番，達1000元。但他還是不滿足，“項目不行，以低端的住宅為主”。翟磊想成名，希望能攬下重點工程如醫院、紀念館、博物館等。
不過，翟磊很快發現，比起能夠令設計師成名的建筑，還是高周轉的住宅項目來錢更快。后來，民用住宅也的確為業界的狂飆突進抽響了馬鞭。
1998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發布，啟動房地產改革，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并配套一系列相應措施。從此，中國住房體系走上商品化、市場化道路。
在廈門大學教授趙燕菁看來，這一改革成效明顯。他曾撰文稱，1998年全國住宅開工面積急劇跳升，達到1.6億平方米，較上年猛增近6000萬平方米。隨后，該數據連續數年高速增長。
金鑰匙已經握在了設計師們的手上。
2000年代：黃金時代
2004年，鄧宗周入職深圳一家單位，開始了建筑設計界黃金時代的闖蕩。他記得，彼時的深圳是中國的設計之都，“深圳設計的影響力是輻射到全國去的，當時基本上東南西北的項目都會找到深圳”。
一年后，鄧宗周決定，自己做老板，開辦設計工作室。2007年，工作室轉變為公司，主營房地產設計。
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已至。2003年，國務院下發《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正式明確房地產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房地產行業發展進入快車道。以2007年為例，據國家統計局數據，當年房地產開發投資2萬多億元，比上年增長30.2%，商品房銷售面積增長23.2%。另據新華網，當年11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售價同比上漲10.5％，創下近兩年房價增幅新高。深圳更是自2006年以來連續23個月房價同比漲幅10％左右，北京也連續20個月漲幅超過了8％。
李干城形容，那時國內住宅太好賣，以至于開發商根本不在意設計，“他們沒有什么要求，有房間、有東西就行了”。建筑設計行業也逐漸進入黃金時代。據2007年行業年報，當年全國企業營業收入和利潤總額，較上年增長26%與50%。
鄧宗周乘上了這股東風。他記得，項目太多，他基本不參加投標，覺得“浪費時間”，只做敲定意向的項目。除此之外，他還能接到大型設計院的外包項目。公司業務最繁忙時，還招聘過“隨便學什么專業”的大專畢業生任繪圖員，簡單培訓后就匆匆上崗。
到2012年，公司26位員工，能獨立做設計的員工年薪達到25萬元，而像鄧宗周這樣的創始人，一年便能掙到70余萬元。
2014年7月的深圳，在建的深圳國際金融中心成為深圳第一高樓。（南方都市報 視覺中國/圖）
幾乎與鄧宗周前后腳，翟磊也來到深圳一家國有設計院打拼。他對這段黃金時期同樣印象深刻：全年無休，拼命干活。單個項目建筑面積動輒達20萬-30萬平方米，對比之下，現在這個數字下降至四五萬平方米。
很快，不光住宅類的設計，翟磊理想中的公共建筑大項目也接踵而至，與前者平分天下。2004年，他參與完成了西南一座省會重點高中的設計工作；2008年，他設計了西南一所985大學的校園。
正當翟磊奮力于快速城鎮化時期尋找機會時，2007年前后，留美歸來的李干城進入一家美國建筑設計工作室的上海分支機構——外國公司也趕來中國分一杯羹。工作環境令人艷羨：公司清一色蘋果電腦，還裝了咖啡機。當時國內非常尊重國外機構設計工作，設計費高，且周期寬裕。李干城一周上班四天，每月到手1000美元薪水與1萬美元補貼，“每天過得很嗨，在各地旅游、玩”。
沒喝過洋墨水的翟磊沒有這樣的福利。到深圳第一年，翟磊年薪八九萬元，在當時深圳“算低水平”，但他也有自己的掘金法：投入設計師的“炒更”大軍。
“炒更”，這個帶有濃厚粵語背景的詞，意為干正職以外的雜活。翟磊記得，設計項目多，一些小項目找設計院做花費甚多，并不劃算。有甲方會私下找設計師合作完成項目，“又快又省錢”，由是“炒更”迅速在業界風行。翟磊每天五點半下班后，便開始“炒更”。“炒更”沒有明確下班時間，收入更是沒有確數，翟磊自己一年賺過三四萬元，也見過有人“炒更”收入比年薪還多。可要是運氣不好，項目黃了，就一分錢也收不到。
2010年代：黃銅時代
翟磊或許會永遠記住2012年：那一年是他到深圳的第9年，比起9年前，薪水翻了兩倍多，達到20余萬元。他在當年淘汰了駕駛多年的國產車，換上了德國車。
也是從那一年開始，翟磊與鄧宗周不約而同地覺得，曾經的藍海逐漸殺成了紅海。
翟磊察覺，國有設計院漸漸失去了主流地位，大批優秀的民營設計公司崛起，高薪從國有設計院里挖掘了大量中青年骨干。結果就是，曾經能完成的項目在同樣時間內無法完成，設計質量也較差。
但民營設計公司的日子也不好過。鄧宗周覺得，競爭越發激烈，一些建筑設計公司逐漸形成規模，但他的公司卻未能跟上，難敵挑戰。他回憶，從2012年開始，公司的業務量每年以10%的速率遞減。
與此同時，李干城的悠游歲月也宣告結束。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建筑設計單位數量暴漲，為了搶市場，不少單位打起了價格戰。他的感覺是，設計報價自2014年始每年因惡性競爭下跌20%。同時，一批高周轉的房地產開發商興盛，建筑設計公司發覺這樣的項目好接，但代價是，出方案周期縮短為2-3周，很難保證設計品質。
最終，在生產鏈中，曾經占據主導地位的建筑設計公司在紅海互搏中，逐漸將王座讓給了甲方，那些高速發展時期遭到漠視的惡習逐漸顯露。
單位內，不少設計師深感被“壓榨”。陳欽若2018年參加工作后已輾轉深圳三家民營設計院，他對加班并不陌生。工作頭兩年，早上9點上班，夜里9-10點才能下班。最夸張的一次，他在公司里忙了兩天沒回家，睡覺只能在折疊床上。
這些干不完的活有時還有些荒誕意味。一位曾在天津工作的建筑設計師就記得，她曾做過一個城市設計項目，效果圖是航拍城市實景后，再把設計融入。由于航拍時是冬天，領導覺得不夠有生機，要求她加一堆綠色的樹木。
李干城的體會也頗深。他評價那批高周轉項目是“粗制濫造”：“商業規劃、業態定位、業態規劃、招商都要前置的，但項目根本就不考慮這些，只考慮開業。”他記得，有項目連層高都設計錯誤，導致后來無法招商，設計師還得修改。
然而，龐大的工作量下，陳欽若這樣的基層設計師工作第一年到手不過13萬元，這還不及鄧宗周2005年創業前的收入。
設計單位的弱勢更成為了設計師們的痛點。鄧宗周記得，2018年前后，一家食品公司進軍房地產，找他做設計。他評價這家公司的老板并不知曉專業工作，卻又喜歡提意見。最終，從建筑到機電方案，他們改了七八遍。實際上，按照陳欽若的經驗，一套設計方案修改七八次已是常事。
翟磊則親眼見證2015年后，一批曾被單位淘汰的設計師，扭頭去了因貨幣化棚改回春的地產公司，當了設計院的甲方。過去一年連院長都見不上幾次的員工，如今一到設計院，院長都得親自接待。不僅如此，這批人還根據設計專業經驗，提出了更為精細的設計要求，“整天就揪著你開會，一會干這，一會干那”。
2019年后：鐵銹時代
不同的設計師對于行業究竟何時墜入冰點有著不同的判斷。但對翟磊而言，那個年份無疑是2019年。他敏銳地發現，當年項目少得他已無法“炒更”。
他開始眼紅房地產公司的暴富。終于，2019年，翟磊在51歲的年紀跳槽去了民營地產公司。然而，新公司卻沒有項目。在國有設計單位待了大半輩子的翟磊自嘲搞不來私企人事傾軋，在半年后還是回了原單位。
但他可能要為此慶幸。
在10余位采訪對象中，上海一家大型國有設計院的項目負責人嚴海饒，是少有的在2019年后升職加薪的城市規劃設計師。他年薪30余萬元，即便如此，他也深覺疲憊。
嚴海饒的記憶中，轉折發生于2020年。隨著政策和市場變動，一批房地產公司很快招架不住。“‘三道紅線’后，我們的業主就都剩政府了”。
嚴海饒開始外出找活。過去根本不稀罕做的項目，他得去爭取；有時甲方根本沒想著做項目，他要說服潛在客戶上馬，“很卑微”。他甚至干過賠本賺吆喝的事：一次競標，他的團隊拿下了第一，但付出與收益不對等，因為他們前期投入過大。這一切只是為了名聲，好以后爭取其它項目。
陳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近年來有甲方甚至要求“買大送小”，免費設計一個小項目。為了維護和甲方的關系，單位也不得不答應。
這些不產生實際產值的無用功或許也成為設計師們“被壓榨感”的原因之一。嚴海饒將其視為某種惡性循環：設計師的薪酬中，可能有多達50%是年終獎金，而獎金能否支付取決于項目款能否回款。一旦市場不景氣，“蓋著蓋著項目黃了，后邊錢就不付給你了，但實際上我們設計早就做完了”。越是如此，領導也就越要讓員工去內卷投標，去討好拉攏甲方。
面對這樣的困境，陳欽若已經開始思索轉行：“市場說是萎縮了，其實就是不需要這么多做建筑設計的人了。”但轉行后能去做什么，他沒想明白。
這也是許多設計師的共同困惑。雖說處在職業上升期，嚴海饒也在考慮轉行。他身邊有不少同行轉行去做了產品經理，也有人去做了交互設計、智慧城市項目，他甚至曾在社媒平臺開帖討論可能的轉行方向，但近來他停更了。他發覺，那些看著光鮮的行業也未必好做。更何況，他如今29歲，再從零開始競爭力有限。他計劃去一家與城市規劃業務相關的大型央國企作為過渡，兩三年后，再看看能朝哪個方向發展。
2023年，翟磊已然走過建筑設計業的一個盛衰周期。他不想離開現單位，也不打算轉行，“哪行都一樣，都是看到賊吃肉，看不到賊挨打”。還有5年，他就要退休了，從那以后，業界再洪水滔天，也與他無關了。
（文中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