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生態日：首創性 標志性 獨特性
中國青年網2023-08-15 06:12
整理：張藝 制圖：張玉佳
來源:《2022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和《2022中國海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 整理：張藝 制圖：程璨
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2005年8月15日考察湖州市安吉縣首次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科學論斷，這一論斷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將8月15日設為全國生態日，充分體現首創性、標志性、獨特性。
設立全國生態日既具備高度思想共識和堅實實踐基礎，又具有重要意義，有利于推動生態文明建設不斷取得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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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全國生態日，美麗中國建設久久為功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藝
2023年8月15日，我國迎來首個全國生態日。
全國生態日是我國在生態文明領域的綜合性活動日，意義特殊且重要，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以決定的形式設立。按照黨中央部署，國務院提出關于提請審議《關于設立全國生態日的決定（草案）》的議案，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進行了審議并于2023年6月28日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設立全國生態日的決定》。
這份草案源于3年前全國人大浙江代表團向全國人代會提交的《關于設立8·15“國家生態文明日”的議案》。 20年前，首個生態日誕生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浙江也是全國首個設立生態日的省份。
2005年8月15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考察湖州市安吉縣，首次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
18年間，生態文明理念逐漸深入人心，黨的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正式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今年7月召開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發出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的新號令。
在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會長呂忠梅看來，選擇8月15日為“全國生態日”，充分體現了首創性、標志性、獨特性，具有清晰辨識度和廣泛接受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在我國已耳熟能詳、家喻戶曉。
共識：為高質量發展亮明底線
生態建設的“優等生”浙江安吉也走過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2003年9月13日，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把每年的3月25日定為當地的“生態日”，這是我國地方設立的首個“生態日”。《浙江日報》報道稱，這是“一場縣城的覺醒行動”。
自上世紀末，安吉就開始反思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彼時安吉作為太湖和黃浦江的主要源頭，水污染較嚴重。造紙廠、酒廠等企業排放大量污水，導致境內西苕溪水質惡化，無法用來灌溉農田，還給下游人民帶來危害。老百姓和基層干部都意識到，保護生態環境刻不容緩。
時值1997年，國務院針對太湖流域治理制定“零點行動”方案，即至1999年1月1日零點，太湖流域工業企業污水必須達標排放。安吉縣委組織全縣45萬人民對如何徹底改變環境面貌展開大討論，首次提出“生態立縣”發展思路。當時經濟并不發達的安吉，從各方擠出8000多萬元，先后對全縣74家污染企業進行強制治理，關閉33家污染企業，拆除有30年造紙歷史、規模和稅利列全縣之首的造紙廠生產線。
在生態建設中，安吉逐漸意識到，群眾的生態環保意識不足，導致生產生活模式與建設現代化生態縣的目標有不小差距。生態日由此誕生。
安吉率先探索“兩山”轉化路徑，如今，生態已成為當地的名片。2012年，安吉成為中國第一個獲得聯合國人居獎的縣域。年輕的創客返鄉，在美麗的山村里把咖啡做出了名堂。
2004年曾被列入全球極度瀕危物種的安吉小鯢，現有望突破人工繁育技術瓶頸，將自然保存率從3%-5%提升至70%以上。“水中活化石”中華秋沙鴨，對生境變化非常敏感，被認為是生態水環境質量的指示物種，近年來成了這里的“常客”，在安吉縣越冬種群數量，從2016年的40只增至2022年的97只。
綠色發展的理念，在各地成為共識。
剛剛落幕的成都大運會開幕式前一天和當天，PM2.5濃度都達到有監測以來的最低數據。
成都市生態環境局局長張軍介紹，10年來，成都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由132天增加到299天，PM2.5濃度下降了58%，每年約有70天在城市看見雪山。“窗含西嶺千秋雪”的景象再現，成都榮獲“全球綠色低碳領域先鋒城市藍天獎”。
成都治理大氣也是下了大力氣的，四川省人大常委會曾專門就成都市空氣質量問題對成都市相關職能部門進行專題咨詢。
安吉、成都是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的縮影。過去10年，我國在經濟總量翻了一番的情況下，成為全球空氣質量改善最快的國家。在生態保護方面，我國在世界上率先實現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積“雙減少”，成為全球森林資源增長最多最快和人工造林面積最大的國家。在綠色轉型方面，我國成為全球能耗強度降低最快的國家之一，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碳市場和清潔發電體系。
今年7月召開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指出，繼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必須正確處理幾個重大關系，其中，“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的關系”居首位。
“處理好發展與保護的關系，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也是個永恒課題。”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表示，“我們要把生態環保工作放到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這個大局中考量。”
在黃潤秋看來，高水平保護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也是應有之義。離開綠色環保的發展，既不符合新發展理念，更談不上高質量。
黃潤秋表示，高水平保護可以通過生態環境分區管控、環境影響評價等手段，為高質量發展把好關、守好底線；可以通過減污降碳協同增效和環境標準提升，推動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運輸結構轉型升級，從而倒逼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高質量發展的成果可以通過增加財政投入、開發綠色金融、生態補償機制這樣一些政策工具，推動生態環保工程建設和環保產業發展，從而助力高水平保護。
重拳：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解釋》自2023年8月15日，即首個全國生態日起施行。
這是1997年以來，最高司法機關就環境污染犯罪第四次出臺專門司法解釋，《解釋》明確調整污染環境罪的定罪量刑標準，明確環境數據造假行為的處理規則，明確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寬嚴相濟規則。
黃潤秋曾談起自己和同事在各地突擊檢查時發現的造假行為，有的修改儀器參數，有的植入黑客程序，遠程遙控篡改監測數據，有的編造虛假數據臺賬。他亮明態度，“決不手軟，嚴懲重罰”。
一系列法治重拳中的“第一”為生態環境護航。今年1月，生態環境部、最高檢、公安部查處了以山東錦華案為代表的一批環評造假案件。山東錦華案是查處和判決的環評領域犯罪第一案。
今年4月，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和服務中心支持起訴的我國氣候變化訴訟第一案——甘肅棄風棄光案，歷時7年，雙方達成調解。這一公益訴訟直接推動甘肅當地新能源消納能力、新能源發電輸送能力的建設進程。
環保社會組織自然之友總干事劉金梅回憶，在環境公益訴訟制度還未正式確立時，環境訴訟不僅立案難，也缺少適當的救濟類型，“很多時候，受害者雖然得到了經濟賠償，但是污染問題不解決，他們還會繼續遭受這種影響”。
劉金梅見證了轉變的發生，2016年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長出了牙齒”，改變了整個環境治理的思路。自此，我國進入環境法治建設的快車道。緊接著，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法的修訂，讓生態環境領域的執法工作有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近年來，長江保護法、濕地保護法、黃河保護法等相繼出臺，河、湖長制和排污許可改革等多項生態文明和生態環境保護改革舉措上升為法律，環境法治逐步完善。
生態環境部法規與標準司一位負責人曾表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環境法律體系得到重構，生態環境制度體系得到重塑，是我國生態環境法治建設取得績效最為顯著的10年。”
天津市生態環境局局長史津介紹，天津市連續8年，每年修訂制定一部生態文明領域的法規，率先出臺碳達峰碳中和和生態文明教育地方性法規，現在已經形成生態環保條例為統領，7部單項法規為支撐的生態環境法規體系。
“誰破壞、誰賠償、誰修復”，讓環境侵權人為侵權行為埋單，北京法院做出了這樣的探索。今年4月12日，北京法院首次將生態環境侵權懲罰性賠償金直接用于生態修復。非法狩獵的5名被告人，紛紛表示希望參與到受損生態環境的恢復過程中，他們在北京市密云區人民法院生態修復補植復綠基地種植側柏、云杉100棵。
行動：讓一個個美麗細胞活躍起來
生態環境部綜合司司長孫守亮表示，街道、社區、廠礦、醫院、學校等都面臨綠色化、低碳化、清潔化方方面面的要求，美麗細胞真正活躍起來，才能將美麗中國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曲久輝在不久前舉行的美麗中國百人論壇2023年會提出，“零污染”應該成為工業、農業和生活的基本模式。他認為，“零污染”首先是污染物可以排放，但應被控制在污染閾值之下，同時各類污染物路徑精準阻控，排放水平大幅度降低，實現清潔生產、物質循環和再生利用。
曲久輝說，“零污染”的行動計劃和方案，要從家庭做起、社區做起。他舉例說，在重慶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桑柘鎮的李家社區先行試點，踐行垃圾分類、綠色農業等，實施“生態保護+鄉村旅游”，打造“零污染社區”。“環境治理面貌變，行人行車樂融融”，村民還新編歌謠道出村莊變化。
在江蘇省宜興市，國內首座城市污水資源概念廠擁有花園般的環境，能源實現自給，此外，概念廠出水保障太湖水質安全，采用國際先進技術，部分出水處理后可達到生活飲用水國家標準，可用來泡咖啡釀啤酒，實現水質永續。
山東省煙臺市副市長李金濤介紹，煙臺是我國北方第一個發布實施美麗中國建設規劃的城市，目前，全市清潔能源裝機容量占比達到49.9%，率先開展低碳社區和低碳示范區試點。長島農商銀行辦理了全國首筆海草床碳匯貸。
多個地方正在加強生態文明示范和“兩山”實踐創新基地建設，建立完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使良好生態真正惠及民生。這也呼應了此次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所提出的，拓寬綠水青山轉化金山銀山的路徑。
目前，成都上線碳匯天府綠色公益App，鼓勵市民擴大綠色消費，約有200萬用戶加入其中，實現約9萬噸碳減排量的價值變現。
張軍說，成都市還成立了生態環境保護志愿服務聯合會，超17萬人注冊成為志愿者，廣泛開展生態環境知識、法律法規普及等公益活動，城市發展更有質感、更有內涵、更有溫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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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碳”目標的“基礎設施” 正提速建設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藝
距離2020年9月，我國提出爭取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承諾，已經過去了近3年，“雙碳”目標的行動路徑更加清晰。
2023年7月舉行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明確，要處理好“雙碳”承諾和自主行動的關系。一個越來越清晰的共識是，我國承諾的“雙碳”目標確定不移，但達到這一目標的路徑和方式、節奏和力度由我們自己作主，不受他人左右。
“雙碳”目標下，我國的能源轉型步伐加速。據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長王大鵬介紹，今年上半年，我國可再生能源裝機達到13.22億千瓦，同比增長18.2%，歷史性超過煤電，約占我國總裝機的48.8%。
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給出的數據顯示，我國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和在建核電裝機規模均屬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連續8年居全球第一，保有量達1310萬輛，全球一半以上的新能源汽車行駛在中國。
黃潤秋說，正是由于我國風能、光伏等再生能源的技術進步和大規模應用，從而大大降低了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成本。2021年，全球太陽能光伏裝機成本較2010年下降約82%，風電裝機成本下降了35%-40%，這不僅推動我國的綠色低碳發展，也為全球的減排作出了巨大貢獻。
“雙碳”戰略引領的系統性變革正在顯現。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減污、降碳、擴綠、增長”的指導方針，在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曲久輝看來，這意味著生態文明建設從單純的污染控制，到減污降碳協同，對學者來說，研究路徑已然發生重要變化。
曲久輝以流域的治理為例子進行解析，他說，未來可能需要建立流域生態足跡與碳足跡耦合的系統評估方法。流域尺度上，溫室氣體的排放、碳足跡以及全生命周期變化與不同方式和規模的人類活動密切相關，影響因素極其復雜。自然層面上，考慮溫室氣體對流域生態足跡的影響，需要對生態足跡核算方法進行完善，且二者統一起來建立協同評估方法和調控機制。
“把近零排放和近零污染同時當作環境目標時，環境科學技術的理念、原理、路徑和底層邏輯都將發生深刻的變革和重構。”曲久輝說。
在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看來，我國用了10年時間通過信息公開、數字科技等手段嚴格執法，有效治理了空氣和水質的污染，很多經驗值得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汲取。
馬軍提到，未來可能需要構建“雙碳”數據的基礎設施，這樣才能助力多方知情參與，開展數據驅動的有效評價，建立責任和激勵機制。
在開展供應鏈氣候行動評價時，馬軍發現，一些企業不僅缺乏相關意識和能力，成本也成為行動障礙。他認為，因此需要推進數字化的解決方案，開發中國企業的溫室氣體核算平臺，希望能形成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的系數庫，形成產品碳足跡的披露和檢索平臺。
馬軍說，大量的企業其實做了核算，但沒有披露，公眾不知道，甚至投資者都很難獲取這些信息，“我們把它收集到一起，像拼圖一樣，能夠看到產品整個生命周期的碳足跡，有利于便捷地開展碳足跡核算和碳數據獲取工作。”
“像大規模監測和發布PM2.5、臭氧這些污染物數據一樣，我們也需要讓社會認知這些‘雙碳’數據，將‘雙碳’指標放在全國一盤棋上看。”馬軍透露，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等相關部門正在推進企業環境信息依法披露，目前碳市場披露已達40億噸。
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李俊峰表示，在應對氣候變化的減緩措施中，最重要的是調動企業的積極性。在制度安排上，應該為企業可持續發展創造機會，引導企業真正融入到可持續發展的大局里。
在李俊峰看來，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是企業的一面鏡子。每個產品，每項服務，都體現了企業的競爭力、創新力和領先力。ESG并非是給企業增加了負擔，而是企業發揮能動性和創造性的重要機遇。
美國環保協會副總裁、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秦虎則認為，2035年是美麗中國建設成果的一個重要節點，也是銜接碳達峰碳中和的重要時間段。
圍繞這個節點，秦虎建議，盡快建立協同氣候與自然治理的美麗中國的指標體系。協同推進氣候變化、環境質量與健康、生態保護修復三個維度的指標體系。結合現代技術，搭建多領域的數據監測和信息共享平臺。實現美麗中國建設有關指標的動態監測，提高數據透明度。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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