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立安院士解讀飲用水水源新污染物防控：技術“路線圖”清晰 還需聚焦關鍵任務

 來源：中國環境作者：張黎

5月24日，國務院辦公廳正式印發《新污染物治理行動方案》，對新污染物治理工作進行全面部署。也使得“新污染物”再次走入人們的視野。

此前，“新污染物”已頻頻“現身”多份重磅文件中。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加強固體廢物和新污染物治理；《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明確到2025年新污染物治理能力明顯增強的工作目標，并要求制定實施新污染物治理行動方案；國家層面的“十四五”規劃中也提出，重視新污染物治理，健全有毒有害化學物質環境風險管理體制的任務要求。

長期聚焦水安全與水資源保障技術工作的中國工程院院士侯立安則更關注，近年來水體中諸多新污染物的頻繁檢出，給飲用水的安全保障帶來了新挑戰。

“新污染物作為飲用水污染防控的新領域，存在污染種類又‘新’又‘多’，且其環境遷移轉化途徑不清晰、健康風險不明確、常規處理技術時效低、相關政策法規不完善等問題，導致對飲用水水源中出現的新污染物，尚缺乏切實有效的防控技術與治理手段。”因此，侯立安院士將目光匯聚在飲用水水源新污染物防控技術，開展相關科學研究，助力防控策略的提升，并總結梳理形成防控技術“路線圖”。

在“削減總量、改善質量、防范風險”的總體思路下，我國通過對傳統有機污染物指標的總量不斷進行嚴格控制與監管，有效改善了水源質量，推進了水污染治理工作不斷向前邁進。

“總體上，我國飲用水安全保障已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侯立安院士認為，然而，“新污染物”問題卻不容忽視。

侯立安院士指出，水環境是新污染物的主要載體，超過90%會進入自然水體。新污染物在水循環系統中，通過徑流、擴散、滲濾等多種途徑進入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飲用水源的污染，對水生生物、生態安全和人身健康構成了潛在威脅。

水中出現的新污染物，有哪些特征？

“新污染物濃度低、種類繁多、性質復雜，導致其來源、區域污染特征與遷移轉化等環境化學屬性不明。”侯立安院士及其團隊的研究也表明，新污染物的暴露途徑復雜，人們對其環境生態與健康毒性的認識不一致，導致現有新污染物的處置方案和處理技術效率不高。

而我國地域廣闊，水環境中新污染物的分布又有何差異性？

侯立安院士對此指出，在于其分布的時空性、差異性明顯。

“新污染物分布區域廣、區域聚集性明顯，與工業化、城市化等人類活動程度密切相關，在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區分布較多。”

此外，不同新污染物的重點分布區域差別大，與區域內主體行業類型密切相關。如抗生素類主要分布在東部、南部醫藥行業發達地區；微塑料則主要分布在沿海或近沿海地區。

水中新污染物分布水平呈現東高西低、下游高于上游的分布特征，表明其自然降解能力較差，在環境中具有持久性和積累性。

“這就給我國的水安全保障帶來了新的問題，也就是說，傳統污染物的進化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新污染的風險接踵而至。”侯立安院士說。

在他看來，我國飲用水水源新污染物的研究正逐漸興起，亟須開展防控研究，以提高防控總體水平和能力，為我國飲用水安全保障的中長期發展戰略提供決策依據。

“這是我國飲用水安全保障的迫切需求，也是持續打好碧水保衛戰的重要保障。”侯立安院士強調。

新污染物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然而公眾更關心，哪里是新污染物的“聚集地”？

對此，侯立安院士表示，大量研究表明，地下水、地表水、暴雨廢水等多種水環境中都能或多或少檢出新污染物，其跡象在污水處理廠中最顯著。

為何污水處理廠是新污染物的重要匯聚地和發散地？

侯立安院士進一步解釋稱，隨著工業、農業、養殖業等行業的快速發展，在生活污水、工業廢水、養殖業廢水、農業廢水、醫院廢水等水體中，都不同程度地檢測到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抗生素、內分泌干擾物、微塑料等新污染物。這些廢水未經有效處理進入污水管網，最終進入城鎮污水處理廠，成為新污染物的匯聚地。

而城鎮污水處理廠的傳統污水處理工藝難以實現其完全去除，在二級出水甚至三級出水中仍能夠檢測到這些新污染物。目前，我國尚未制定針對大多數新污染物的污水處理廠排放標準，未嚴格控制新污染物的排放，導致污水處理廠出水成為新污染物進入自然水生環境的發散地，進一步通過環境遷移和轉化擴散到其他水源中。

那么水環境中，哪幾類新污染物最為常見？

侯立安院士介紹，內分泌干擾素、藥品和個人護理用品、新興消毒副產物、全氟化合物（PFCs）等較為常見。隨著檢測技術的進步，一些新的或剛被檢出的物質也逐漸被納入范疇。例如，水處理過程中產生的新興消毒副產物（DBPs）、微塑料等化學品和新興的病原微生物等。

眼下，飲用水水源中新污染物防控面臨的挑戰依然十分復雜。

侯立安院士的研究指出，具體而言，這些新污染物一般濃度較低、成分未知，定性和定量分析難度大；由于監測難，使得新污染物分布狀況和區域特征污染的系統研究缺乏；此外，飲用水源新污染物的檢測和控制未納入工廠排放標準和廢水監測標準，缺乏分類治理、全過程環境風險管控的依據和基礎。

在健康與風險評價方面，同樣缺乏對新污染物健康風險分子水平的認識以及長期低水平暴露對健康的影響。

“面對新挑戰以及新的防控需求，應以有效防范新污染物環境與健康風險為核心，以構建新污染物的風險評價與控制技術體系、建立完善風險評價方法學、識別重點風險源為目標，開展一系列基礎理論和關鍵技術的研發。”侯立安強調。

要大力發展高效、靈敏的新污染物檢測技術，實現污染物識別和清單研究，開展新污染物生物毒性和健康風險評價體系研究，發展綠色、高效的新污染物實用去除技術，研發并構建大數據分析的新污染物轉化遷移體系的智慧化水網。

“通過攻克上述關鍵技術與裝備，掌握一批世界領先的關鍵核心技術，以實現新污染物防控體系的標準化、優質化這一目標。”侯立安院士表示。

防控新污染物，從技術端該如何發力？侯立安院士強調四大重點任務。

即完善新污染物對飲水安全評價體系、加快新興污染物環境與健康風險評估平臺建設、加強飲用水供水系統中的新興污染物的智慧化監測以及發展和儲備綠色、高效的新興污染物控制技術與裝備，為當前急需的重點工作。

新污染物水樣成分復雜，應借鑒國外化學品管控制度，強化新污染物的源頭控制。侯立安院士進一步指出，“在其識別理論與方法、去除原理等基礎研究上優先開展相關攻關，建立快速、高效、靈敏的新污染物實時監測系統，加大新污染物監測力度和普查水平。”

與此同時，依托面向2035年的飲用水水源新污染物防控技術，可以選擇存在新污染物風險的自來水廠，構建“預處理+強化常規+實用型去除工藝”的多級屏障處理技術，開發綠色、高效新技術，對各項生產參數進行優化，對常規自來水供水工藝改造升級，最終實現飲用水水源新污染物防控從基礎理論到關鍵技術、再到工程應用的整體提升。

侯立安院士建議，從國家層面，在國家科技計劃中加大力度設立“新污染物防控”重點專項，打造綜合性研究平臺，實現科研和工程成果數據共享。

在監管制度上，建立飲用水水源新污染物的防治制度體系，覆蓋污水處理廠、醫院、養殖場等污染點源，制定相關政策法規，加大監察力度，對主要污染物排放行業加強監管、檢查、整改、驗收，從根本上控制新污染物的排放，降低對水環境的污染。

充分發揮政府和相關行業的主導性，侯立安院士指出，可建立適應國情并與國際接軌的國家、行業和團體標準體系。

侯立安院士表示，人才培養同樣至關重要。“新污染物防控涉及環境化學、生物學、分離工程和分析化學等，應進一步培養相關人才，培養多部門統管的水環境領域人才。同時，提高政府部門的引導力，整合多方資源，推進科普宣傳和公眾溝通。”

記者也留意到，在國務院印發的《新污染物治理行動方案》中明確，“十四五”期間，將系統構建新污染物治理長效機制，形成貫穿全過程、涵蓋各類別、采取多舉措的治理體系，統籌推動大氣、水、土壤多環境介質協同治理。

“在國家政策引導和驅動下，新污染物將成為我國‘十四五’期間和長期治理的新焦點和新領域。”侯立安院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