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時報特約記者景亞男巴黎報道】聯合國氣候大會正在巴黎如火如荼地進行時,巴黎的旅法學子也在關注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12月5日,應清華法國校友會和北外法國校友會邀請,中國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何建坤教授圍繞“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與目標”,在巴黎中國文化中心與旅法學子和各界人士進行了交流。

何建坤教授作報告。(圖片來源:歐洲時報特約記者景亞男 攝)
低碳減排,中國任務更重
何教授提到,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為:中國CO2排放將在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2020年單位GDP排放強度比2005年下降40-45%,2030年比2005年下降60-65%;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0%左右,森林儲積量比2005年增加45億立方米左右。
就減排任務上,何教授認為中國任務比發達國家更重。他解釋道,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緩慢,每年所需能源總量大致不變,因此只需要考慮如何利用科技手段降低碳排放。但是眾多發展中國家地區經濟增長速度明顯要快與發達國家,因此每年消耗的能源總量不斷增長。當前,發展經濟是中國的首要需求,“我們不僅要考慮如何降低現有的碳排放水平,還要考慮每年新增能源需求帶來的碳排放,我們的任務更為艱巨”,何建坤教授講到。
COP21,哪些問題需討論?
何建坤教授說,聯合國氣候大會討論最多的問題之一是如何擬定有法律約束力的共同協議:包含哪些約束力,對誰規定約束作用,怎樣擬定全面平衡的約束措施。雖然各國對減排有很大的共識,但有很多憂郁的因素。“比如美國,即使奧巴馬總統作出提案,但共和黨成員占大部分的美國國會很有可能否決,多方限制因素使得法律約束的真正實施并不容易”,何教授解釋道。
同時,COP21大會對于如何確定對不同國家帶有區別的責任承擔機制,討論非常激烈。發展中國家生活著全球人口的絕大部分,并且需要 不斷地發展來滿足人們的需求,因此溫室氣體排放量大大超過發達國家。但考慮到歷史上發達國家也曾經歷過這一發展階段,長達很多年的嚴重污染和CO2大量排放占到歷史排放量的70%,必須要納入他們需要承擔的責任當中。所以此次巴黎氣候大會,力爭達成適用于所有國家的協議,共同承擔有區別的減排責任。
那么問題又來了,降低碳排放的資金技術從哪里來呢?自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以來,發達國家始終對承諾的2020年以前每年1000億支持資金含糊不清、閃爍其詞,對于如何籌集這部分資金、怎樣合理運用,更是缺乏具體實際的方案。同時,廣大發展中國家非常的擔心,2020年以后該如何發展、如何減排。在這一問題上,無論是經濟社會還是技術發展都走在前面的發達國家,應該更多地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共同的氣候發展目標。

何建坤教授、清華大學法國校友會會長汪善進、北外法國校友會會長劉亞中及與會各界華人代表合影。(圖片來源:歐洲時報特約記者景亞男 攝)
首都霧霾,中國減排眾矢之的
作為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北京的環境一直以來備受詬病。一到冬天,全市2100多萬人燒煤取暖一下子排放大量溫室氣體,再加上汽車尾氣的常年排放,使得空氣中CO2及微小顆粒逐年增加,同時光化學作用產生的二次污染,又加重了北京的天氣狀況。
在討論重大國際事件時的“北京藍”現象時,何教授無奈地說,這樣緊急情況的“殺手锏”是將北京所有的工業生產暫停,外地車輛不能進京,北京實行嚴格的限號,經濟代價是巨大的,但是這樣的措施只能應急,既不能經常使用,也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環境污染的現實。降低炭排放,提高環境質量,還是要從根本的源頭上減少污染開始。
會議最后,何教授表達了對此次氣候大會的美好祝愿,他希望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能夠共同努力,把環保產業發展起來,將節能減排落到實處。
瞄準碳中和 推動碳達峰(權威訪談·邁好第一步,見到新氣象(31))
——訪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何建坤
今年是“十四五”的開局之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作為今年要抓好的重點任務之一。這一重要部署有何深意,該從哪些方面發力?記者采訪了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何建坤。
碳強度下降率超過GDP增長率方可實現碳達峰
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作為今年經濟工作8項重點任務之一,您怎么看?
何建坤:去年9月,我國宣布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力爭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我國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和愿景,意味著我國更加堅定地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進產業轉型和升級,走上綠色、低碳、循環的發展路徑,實現高質量發展。這也將引領全球實現綠色、低碳復蘇,引領全球經濟技術變革的方向,對保護地球生態、推進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行動,具有非常現實和重要的意義。
記者:要盡早達峰,關鍵要把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即碳強度降下來,在這方面我們有什么具體目標?
何建坤: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是在長期碳中和愿景導向下的階段性目標。碳排放達峰時間越早,峰值排放量越低,越有利于實現長期碳中和愿景,否則會付出更大成本和代價。實現達峰,核心是降低碳強度,以“強度”下降抵消GDP增長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
我國還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階段的中后期,對未來經濟增長,我們還有比較高的預期。盡管不斷加大節能降碳力度,能源總需求在一定時期內還會持續增長,碳排放也將呈緩慢增長趨勢。2030年前盡快使碳強度年下降率趕上GDP年增長率,從而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峰。
實現碳強度持續大幅下降,一方面要大力節能,降低能耗強度。通過加強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大力發展數字經濟、高新科技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抑制煤電、鋼鐵、石化等高耗能重化工業的產能擴張,實現結構節能;同時通過產業技術升級,推廣先進節能技術,提高能效,實現技術節能。
另一方面,要加快發展新能源,優化能源結構。我國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25%左右。也就是說,經濟發展對新增能源的需求將基本由新增非化石能源供應量滿足。
推動煤炭消費盡早達峰等任務最緊迫
記者:要實現盡早達峰,我們最緊迫的任務是什么?
何建坤:根據我們的研究測算,要實現盡早達峰,“十四五”期間要爭取實現煤炭消費量零增長,到“十四五”末實現煤炭消費的穩定達峰并開始持續下降;“十五五”期間努力實現石油消費量達峰。天然氣消費增長導致碳排放的增加量,可由煤炭消費量下降帶來碳排放減少抵消,推動能源消費的碳排放總量達峰。
“十四五”期間非常關鍵。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加快調整優化產業結構、能源結構,推動煤炭消費盡早達峰”作為重要措施,并提出完善能源消費雙控制度,這是當前最為務實的舉措,也是最緊迫的任務。
“十四五”期間,要強化GDP能耗強度和能源消費總量雙控指標,探索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和總量雙控,同時要加快能源結構調整和優化,確保“十四五”期間碳強度持續下降,非化石能源占比不斷提高,堅決控制煤炭消費。
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抓緊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支持有條件的地方率先達峰。請問哪些地方、行業可以實現率先達峰?
何建坤: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是指全國范圍二氧化碳排放要達到峰值。但我國各地區發展不平衡,產業布局和自然資源稟賦存在較大差異。各地需要根據自身情況,研究確定各自戰略重點和實施路徑,實現差別化和包容式低碳轉型。
我認為,東部沿海較發達省份要嚴格控制化石能源消費,率先實現碳達峰,本世紀中葉實現凈零碳排放;西南可再生能源資源豐富地區可以率先實現碳達峰,并率先建立100%可再生能源示范區。
根據我們的研究測算,從行業來說,“十四五”期間,產業轉型升級將繼續推進,鋼鐵、水泥、石化等高耗能行業有望率先達峰,工業部門總體上2025年前后可實現達峰。交通部門可爭取2030年左右實現達峰。建筑部門估計在“十五五”期間達峰。
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繼續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實現減污降碳協同效應。您如何看待這一要求?
何建坤:推動碳達峰和碳中和的政策措施和行動,將成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重要驅動力和關鍵著力點,并為2030年全國重點地區PM2.5年均濃度達到35微克/立方米的標準提供根本保證。
實現碳中和需要超前部署和行動
記者:有人說,未來各國競爭的焦點圍繞碳中和技術展開,您如何看待這個觀點,在這方面我們需要付出怎樣的努力?
何建坤:全球長期碳中和目標導向將加劇世界經濟技術革命性變革,重塑大國競爭格局,也將改變國際經濟貿易規則和企業發展業態。比如,在低碳化導向下,企業產品和原材料的碳含量指標將成為與成本、質量和服務同等重要的競爭要素。全球低碳金融的投資導向,將使高碳排放行業和企業面臨融資困難。
同時,先進深度脫碳技術和發展能力將成為一個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體現,走上深度脫碳發展路徑也是現代化國家的重要標志。實現長期碳中和目標需要技術創新的支撐,先進能源和低碳技術將成為大國競爭的高科技前沿和重點領域。從目前情況看,世界主要經濟體都在加速這方面的布局。
我國實現碳中和的愿景,是現代化強國的重要標志和核心競爭力的體現。當前,要在長期碳中和愿景導向下,制定國家、部門和地方層面長期低碳發展戰略,做到超前部署和行動。必須加強技術創新,在先進脫碳技術競爭中爭取先機和優勢,打造核心競爭力。各省份各部門要遠近統籌,加快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的產業體系。(孫秀艷 寇江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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