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部日前發布《關于推進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的指導意見》，計劃全面放開服務性監測市場。此舉必將鼓勵相關產業發展，促進環境監測質量和水平的提高。
近年來，各地在環保領域做了很多工作，但環境質量與人們的感受和訴求仍有很大的差距。究其原因，有發展速度過快而轉型升級步伐相對滯后等原因，也有體制機制性問題。其中重要一點，就是社會各方面仍將環保工作視為全是政府的事，政府成了滅火隊員，左沖右突，防不勝防。
我國的環保事業是在補還歷史欠賬中起步的，而且發展之初就定下了較高的目標。于是乎，近二三十年來，還歷史舊賬的工作全由政府在做，防范監管、產品技術的推廣應用等，也是政府大包大攬。政府的強勢作為，推動了環保工作，但也留下了不少后遺癥。比如，一些地方喜歡用運動式的辦法搞環保，本來細水長流的環境監管變成了應付一兩次達標檢查的表面文章。
環保產業被列為我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發達國家的經驗也表明，環保其實是具有巨大市場需求的產業門類，完全可以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但是，政府大包大攬、過多過細的“保姆式”服務，讓這個產業四肢不全。一方面，現有的企業嚴重依賴政府的資金和項目生存，躺在政府懷里“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另一方面，環保市場被行政管轄權割裂得支離破碎，一些有技術優勢的企業難以更有作為。
有組數據很說明問題。有資料顯示，我國每年約1.5萬億元的環保產值，被全國約3萬家環保企業瓜分，環保企業高度分散、規模很小。比如，我國每年新產生城市生活垃圾3億噸以上，這足以催生一個數千億元的市場，但是，目前這些垃圾的收集、處置分散在省市縣鄉不同行政層級的環保、環衛、城建等部門自己經營的企事業單位。這些單位不但不能賺錢養活自己，而且大都依靠政府的投入來養人辦事。
靠政府喂養的企業只能是扶不起來的“阿斗”。一些地方政府不放權、不信任市場和社會企業，其背后是“此路是我開，此樹是我栽”的部門利益作祟。一些部門只要有利可圖的東西，都給自己辦的企業包攬，沒有利益的領域則兩手一攤，要財政兜底辦機構養人。這樣的機制格局，導致一些政府的環保投入效率極其低下。
生態環境治理和持久改善，必須要有強大有活力的產業和技術作支撐。諸如環境監測、產品推廣等過程性、事務性工作交由專業公司后，政府才可能騰出更多精力制訂規劃、保障公平透明的市場環境。就全國而言，只有專業化程度高的企業做大做強了，政府的環保工作才可能真正高瞻遠矚，應對從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