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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報:采取綜合性措施解決“鄰避問題” (原標題:垃圾焚燒廠緣何難落地)

    放大字體  縮小字體 發布日期:2014-06-24  瀏覽次數: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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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給水排水2021年中國排水管網大會(水環境綜合治理)邀請函(污水千人大會同期會議)

    中國給水排水2021年中國污水處理廠提標改造(污水處理提質增效)高級研討會
     

    人民日報:采取綜合性措施解決“鄰避問題”

    2014-06-23 陸婭楠 固廢觀察

    來源:人民日報 作者:陸婭楠

    在近日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垃圾焚燒項目受挫成為關注的焦點之一。2013年全國設市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1.73億噸,如果堆在一起,可以堆出500多座百層高樓。面對如此巨大的垃圾量,城市垃圾處理該如何破局呢?

    垃圾焚燒是現實出路,其污染控制水平在不斷提高

    中國大城市的垃圾制造能力有多強?

    廣州市市長陳建華打了一個比方。“廣州每天產生生活垃圾1.8萬噸。兩天不處理,垃圾將堆到香港。”

    “垃圾圍城”不僅是廣州的困惑,也是中國多數城市面臨的難題。北京每天產生的垃圾量,如果用2.5噸的卡車裝載,能從天安門一直排到河北廊坊;上海每半個月的垃圾量能堆出一座88層的金茂大廈。與此同時,城市周邊已無垃圾“葬身”之地,而垃圾焚燒項目又屢遭抵制,地方政府面臨巨大的壓力。

    對于人口密集、土地資源稀缺、經濟發達的城市,應優先考慮垃圾焚燒。在國際上,垃圾焚燒也是成熟可靠的垃圾處理主流技術之一。”上海環境衛生工程設計院院長張益介紹,同樣的處理量,垃圾焚燒用地僅是垃圾填埋的1/20左右。更重要的是,一般垃圾在填埋場中分解需要10至30年,而只要垃圾的熔點低于850攝氏度,2小時左右就可焚燒處理完畢。

    盡管垃圾焚燒具有眾多比較優勢,但公眾最擔心的就是焚燒過程中產生的污染物—二惡英。

    清華大學教授聶永豐介紹,近10年垃圾焚燒技術飛躍式的進步,已經實現了對二惡英的高效處理。雖然低于400攝氏度時焚燒會產生大量二惡英;但焚燒溫度超過850攝氏度,99%的二惡英被分解掉;當溫度達到1000度以上,二惡英就全部分解了。“目前我國垃圾焚燒廠都是高溫焚燒,而且安裝了活性炭、袋式除塵器等凈化裝置。冶煉廠、汽車尾氣,甚至家用燃氣、抽煙排放的二惡英濃度都高于垃圾焚燒。”聶永豐說。

    垃圾焚燒污染排放的國家標準也在完善。今年7月1日將實施的《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規定,垃圾焚燒廠排放的二惡英是0.1ngTEQ/m3(即每立方米煙氣中二惡英含量小于1000億分之一克),比之前的1ngTEQ/m3更苛刻。具體到各個焚燒廠,實際排放值則更低,例如天津雙港焚燒廠的二惡英排放僅為0.038ngTEQ/m3。

    相較于對垃圾焚燒污染的顧慮,公眾更期望監管的完善

    “不要言必稱垃圾焚燒在日本、德國如何如何,人家的監管體制那么完備,人員素質那么高,我們能做到嗎?”這是記者在采訪中最常聽到的一種擔憂。

    經過多年的科普,公眾對于垃圾焚燒的技術原理、環境影響都已經越來越清晰。與此同時,人們在認同“技術無害”的同時,仍在擔心“監管有漏”。

    其實,2012年,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就曾組織對全國的垃圾以及運行的垃圾焚燒廠進行了一次摸底。被統計的123條線上,90.5%的二惡英濃度低于0.1ngTEQ/m3,遠低于國家標準,已經符合歐盟標準。但這樣的數據,公眾缺乏渠道去了解。

    要讓百姓對垃圾焚燒有信心,垃圾場必須要主動與社會溝通。”深圳能源環保公司運營著南山、鹽田、寶安三座垃圾焚燒發電廠,總經理李倬舸介紹,從去年開始企業主動舉辦了工廠開放日,其中寶安垃圾焚燒項目二期的接待人次已經達到4000人。

    李倬舸認為,垃圾焚燒企業應該接受市民與社會團體監督、建議,并將與政府、市民的溝通全公開。“我們應該避免‘技術性傲慢’,不要總是說我們的技術是完美的、最好的。有組織、有秩序的公眾參與,對促進垃圾焚燒事業是非常好的事情。

    除了項目論證期的充分溝通、信息公開,利用新技術對企業進行實時監督,也被認為是推動垃圾焚燒不可或缺的環節。

    在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燒廠門口,矗立著一面電子顯示屏,實時顯示“焚燒系統煙氣污染物監測數據”。實時監測數據旁則是地方標準值。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到底排放了多少,是否達標,路過的公眾一目了然。

    “鄰避問題”是個世界性難題,需采用綜合性措施推進解決

    廣州城管委副主任鮑倫軍記不住自己當了多少次垃圾焚燒的義務宣傳員。自2009年番禺垃圾焚燒項目受阻后,廣州的垃圾焚燒項目已經開工了6個。這兩年,他發現群眾的態度有了一個明顯的轉變。

    “以前,老百姓不清楚垃圾焚燒是否有污染,還可以坐下來溝通、科普。現在我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卻是,‘別說那么多,我也不管有沒有污染,你建在別處我不管,我就是不想讓你建在我家門口’。”鮑倫軍說。

    杭州市城管委固廢管理中心主任張束空認為,“鄰避問題”不是個人素質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看法的體現。“你說沒污染,很多居民是同意的,但是他種的茶葉就會被采購商壓價,他的房價就會比別人低。這些反對垃圾焚燒項目的居民不是沒素質,而是他有實際利益的犧牲。”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認為,個別企業偷排、老百姓對焚燒技術的誤解與恐懼,以及政府決策過程的不公開、不透明,都是造成“鄰避問題”的原因,但更深層次的原因還是利益沖突。“要想讓垃圾焚燒項目順利推進,就要平衡好利益相關方的關系。既要注重前期溝通,讓百姓有合理預期,通過環評的項目不能說搬就搬。政府進退失據,就會讓社會更加不信任垃圾焚燒項目,同時也要對當地百姓有適當的補償。”

    無論多先進,垃圾焚燒廠還是擾民設施,要承認這種環境影響。我們不能總寄希望于公眾自愿犧牲既得利益,還是要利用補償機制讓居民感受到利益平衡。”中科院生態環境所研究員鄭明輝介紹,在國外,補償機制多種多樣,除了環境補償,還會將垃圾焚燒產生的熱力、電力、熱水給周邊居民免費使用。

    (原標題:垃圾焚燒廠緣何難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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