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保產業》特刊

修復客體：你在我面前，而我卻不知道你有毒

     世界上最恐怖的距離就是：“你在我面前，而我卻不知道你有毒。”中國的環境污染連居住在世界角落的人都知道，大大小小的污染事故多得媒體都要有選擇性地報道，可以想象潛在的修復客體有多么充足，而我們已有的認識還只是冰山一角。但在展開本部分內容之前，有兩個要點需要闡明：

     第一，污染與修復并非百分百對應，因為是否需要修復要基于風險評估的結果，應該滿足污染源、暴露途徑和受體這三個要素，而且要在評估結果超過受體可承受污染水平的情況下，才選擇修復，因此本文提到的污染情況準確來說是說明了潛在的修復客體；

     第二，由于環境本身就是一個整體，所以各個修復客體之間本來很難完全分割。比如土壤污染和地表水污染對相應地區的地下水會產生影響，地表水污染和底泥污染又相互作用，所以在進行修復的時候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欺上瞞下的表面功夫做得越多，造成的資源浪費也就越大。民間不斷呼吁各個環境監管部門要協調合作，甚至要求統一而治，也是這個道理。

     目前土壤修復被分為三類，即污染場地修復、礦山修復和耕地修復，其中污染場地修復常常被等同于棕色地塊再開發——盡管并不十分準確。就耕地來看，我國單位耕地面積化肥及農藥用量分別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8倍和3倍，而且有部分地區長期利用污水灌溉，都會對土壤造成污染，另有消息稱我國有五分之一耕地已經遭受重金屬污染。不過真正讓修復企業摩拳擦掌的主要還是城區工業企業搬遷后留下的污染土地以及礦山區的污染土地（常被單列為礦山修復）。繼江蘇省3000家污染企業大規模搬遷，福建省福州市400家污染企業和河北省124家污染企業搬遷之后，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省市加入到污染企業搬遷大潮中，形成巨量的修復市場。

企業主體：梭哈（show hand）時代即將到來

     我國從事環境修復的企業主體可以根據出身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環境相關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通過成立環境修復事業部或類似分支轉投實業，不但參與污染場地調查評估，而且還承包治理修復工程，在拿項目方面自有其得天獨厚的優勢，據稱重慶大學環境物理研究所就承擔了重慶半數以上的大型污染場地治理修復項目。它們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產業發展初級階段的企業缺口，但未來還是需要行之有效的產學研結合方式，才能為產業趨利避害。

    ★第二類是國內專業的環境修復工程公司，它們大多由環保市場上已經成熟的工程公司為開拓修復市場而專門設立，也有一部分是由地方環保部門牽頭組建并得其庇佑，還有的是由從事建筑行業或其他相關業務的企業轉型而來。它們在工程操作方面得心應手，尤其注重區域性合作和戰略布局，是中國環境修復產業的希望所在，但需要從體力型向智力型轉變。

     ★第三類是在全球市場上已經積累起豐富經驗的外資企業，它們以咨詢管理、分析檢測和工程技術等不同渠道參與中國環境修復產業的發展，是縱有時差也不忘“早起的鳥兒”。工程技術公司通常秉持”1＋1＞2”的原則，大范圍考察，小范圍備忘，鎖定國內伙伴后就成立合資公司，高調上位。對于學齡期的中國環境修復產業來說，外資企業相當于領進門的師傅，不可或缺，但“修行在個人”，生搬硬套是大忌。

    ★第四類是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下屬企業里從事環境修復業務的部門或子公司，它們的母體是污染場地的締造者，也是環境修復的責任人。這種因內需而催生的“自然經濟”形態在環保產業里并不陌生，因為越來越多的污染企業懂得將社會價值附著在經濟價值之上，并最終全部轉化為經濟價值。而且放眼世界，不少優秀的環境修復企業都是依傍歷史悠久的石油集團或礦業集團而生，不知道“久病成良醫”是否能夠說明這種現況。

雖然我國已經存在的環境修復企業不過百家，但躍躍欲試者不計其數，蜻蜓點水的試探者也大有人在。考慮到目前每年新增二十余家的態勢，以及四種后備力量的潛在資源，增勢定會越來越強，梭哈時代即將到來，是下注還是退出都要明確表態。而且如前所述，環境修復領域的新兵實際上有很多傳承于環保產業的精干老兵，因此其中不乏有能力一鳴驚人的實力派。它們的名字在其他領域耳熟能詳，對環境修復的介入往往出于戰略需求，但固有的開拓能力讓人不敢小覷。也只有更多優秀企業的加入，才能讓“一輛鏟車搞項目”的濫竽充數者難以為繼。

土壤修復技術：技術沒有圈，門檻有底線

     環境污染的最根本解決方案是控制源頭，但在已經既成事實的情況下，環境修復主體理應當仁不讓。針對不同的客體，修復技術和解決方案也不盡相同，泛泛來說，有原位修復（in-situ）和異位修復（ex-situ）兩種選擇，顧名思義，區別就在于是否給修復客體”搬家”。就世界范圍來看，異位修復在上世紀70至90年代一直占據統治地位，土壤修復就是“挖掘＋傾倒”，沒有太多的技術含量，這與當時的科技條件和經濟水平不無關系。

     如今幾十年過去，更為復雜和先進的原位修復已經在美國得到大范圍的應用，而在我國卻還處于初探甚至實驗階段，于是異位修復成了一邊倒的主流。我國的土壤修復主要是以棕色地帶再開發為依托，而對于開發商來說，時間就是金錢，所以很多項目采用的都是立桿見影但是不惜成本的修復方案，甚至不管土壤污染情況有多嚴重，都要“一換了之”。在缺乏市場驅動的情況下，技術研發成了沒水的瓶子，前期調研成了和尚的梳子，解決方案成了萬用的模子，因此迫切需要一把公正嚴明的尺子，把東郭先生和南郭先生都明明白白地量出來。

    總結來說，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深思：

    第一，原位修復和異位修復本身無可厚非，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需要，異位修復中也可以有先進技術的利用。但是僅憑字面意思而將其簡而化之為乾坤大挪移，則于環境有害，于產業無利。北京建工環境修復的技術總監馬駿解釋了美國污染場地以原位修復為主的原因：“土壤一旦被挖出地面，就屬于廢物，需要判斷是固廢還是危廢，若被判斷為危廢就會面臨高昂成本，一噸土大概是三百萬美元，即使大公司承擔起來也很費力。所以只要控制好風險，保證地下水不受影響，就可以慢慢修復。”

      第二，修復方案要注重辯證關系，基于聯系、矛盾和變化的觀點。本文開篇強調了環境的整體性，那么修復方案也需要顧及各個客體之間的關系，比如地表水與土壤，土壤與地下水，地下水與地表水，地表水與底泥，這樣才能優化效率和效果；即便是針對單一的修復客體，在技術選擇上也需要取長補短，生物、化學、物理三種技術各有針對，若配合得當，也能事半功倍；在整個工期內，污染物濃度的下降幅度會先大后小，也就是拖尾現象，因此最好針對不同階段選擇不同技術，才能提高效率。

     第三，雖然我國的環境修復工程不少，但環境修復的技術基礎和人才儲備卻還像一具空殼，在實踐中常常需要借花獻佛。然而，若整個產業都成了免簽國，那么準入門檻也就失去了底線，無序競爭的后果屬于常識，不需要贅述。在這一層面上，我國環境修復產業迫切需要的就是技術人才資源和資質認定體系，這二者本身也存在因果關系，只有資源充足，門檻才能發揮篩選的作用，否則就可能無兵可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優秀的修復方案必須以優秀的風險評估為前提，既不能敷衍了事，危害人類健康，也不能過度修復，造成資源浪費。這個過程中需要分析檢測公司的配合，咨詢管理公司的幫助和修復工程公司的責任感。

融資渠道：拿什么修復你，我們的土壤 

    在我國環保產業的所有分支里，環境修復恐怕是最昂貴的業務，特別是在缺乏真正有說服力的優秀項目和明晰責任的情況下，在回報和風險之間看不到優勢對比的利益集團(包括政府)更傾向于把錢袋子扎得更緊。在這種情況下，一般認為應該由政府來埋單，而目前地表水修復和底泥修復也的確是如此——所謂的政府埋單，其實也就是公眾埋單。不過對于蘊涵再開發商機的土壤修復來說，則有污染責任人，土地所有者和開發受益者三個潛在的埋單者。

       關于污染責任人，重慶市環保局的副處長田軍列舉了兩個相關的法令條例：“《環境保護法》中提出了‘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2011 年通過的《土地復墾條例》提出了‘誰損毀，誰復墾’的原則。”然而，這個“誰”卻是一道看似簡單實則難解的題目，原因有二：

     第一，由于土地污染非一朝一夕之事，所以責任人消亡，責任人難以確定，責任難以追索這三種情況都經常發生。

     第二，即便責任人已經被鎖定，責任也已經明確，但卻可能沒有負擔能力，比如已經花費巨資搬遷的工業企業和再開發后價值無法彌補修復費用的農業用地。

     當污染責任人出現缺席，政府理應接棒，田軍表示這也是有法可依的：“《憲法》規定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就是說如果實在沒法解決就該政府埋單。”然而在環境修復產業里，幾千萬元人民幣的一個項目是小門小戶，幾億元人民幣的項目是司空見慣，再高的也是見怪不怪，因為幾乎是上不封頂——如前所述，成本偏高有很多屬于修復方案不合理所致，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如此龐大的資金缺口，讓負責兜底的政府都捉襟見肘。

     至于開發受益者為土壤修復解囊，則是基于一個事實，那就是污染場地在被再開發后，會投入更為“高級”的用途，比如高密度住宅區，從而讓土地被賦予更高的價值。只有這樣，開發商才可能在考慮到凈化費用后，仍然愿意購買場地，最終形式以公寓為多。理論上說，我國暴利的房地產行業讓開發受益者完全有這個支付能力，但由于污染場地信息被遮遮掩掩，而且開發商主觀上也不愿意承擔這份責任，所以這條資金來源始終都擰著一股勁兒。

     基于中國國情和國外經驗，環境修復的融資渠道并不應該缺席，只是需要一個對接方式。無論是傳統的基金、信貸、債券、稅費，還是在環保其他領域多方實踐過的公私合營模式(PPP)，甚至是商業保險，只要能夠本著公平公正和合情合理的原則，加以創新，都可以納入支持環境修復產業發展的考量，這其中可能會需要各級政府，地方融資平臺，金融機構，社會資本，工業企業，開發建筑商乃至行業協會的協調努力。中國科學院煙臺海岸帶研究所副所長駱永明這樣展望我國環境修復的融資未來：“污染者付費原則加上受益者分擔原則，引入商業資本，設立污染場地基金和委員會。”

法規標準：無規矩不成方圓，無方圓不成產業

     當每個人都擁有絕對自由的時候，那每個人也就失去了自由。甚至很難說一個沒有規矩，各行其道的產業還能不能算是一個產業。目前我國環境修復產業只能說有法規條令可以借鑒，但是在很多關鍵問題上還無法可依，這一點在前面的論述內容中有過體現，也是很多問題的解決之道——比如全國共識是盡快建立《土壤污染防治法》。據駱永明介紹，目前在“全國沒有一個能夠統攬全局的標準規范的情況下，我們國家一些省市自己先起步，比如北京重慶浙江沈陽南京都制定了一些方法，有力推動了地方污染場地的發展，所以這些地方的工事相對也比較多。”

     雖然目前大部分聲音呼喚的都是“標準”，但是也有一些冷靜的聲音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北京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姜林認為風險評估比標準更有用也更適用。而伊世特(ESD)中國有限公司總經理龔宇陽也表示，“嚴格來說在美國是沒有修復標準的，因為標準是必須執行的，而美國只有指導值，目前雖然有一兩個州還有標準，但是大部分都是指導值。”

    任何一個重要的修復項目在準備工作中都不能缺少大范圍的社區調查（問詢），國際上慣常的做法是指定一個為社區居民和專業機構所接受的獨立主席（如果需要費用的話，則由機構負擔）。包含問答內容在內的會議記錄和專業機構的報告副本應該被公布在網上或者社區中心。此外，項目實施過程，污染物質運輸和廢棄物堆放（包括工人服裝）的風險也應該被評估，并且應該指定出一套正式的應急計劃。每個進入場地的工人和訪客都應該有一套根據他們在場地上行為活動制定的安全規范。

修復標準應該限定修復項目在處理污染物期間造成的灰塵、噪音、臭氣的水平，向大氣和地下水排放污染物以及向下水道和河流排放危險化學物質的數量。這些指標要和當地的自然環境水平以及適用于周邊地區性質的標準進行對比，還要和其他新近發生的修復項目的標準對比。舉例來說，污染物從被劃定為工業區域性質的地區排放出來并不意味著附近的居民區應該允許污染物超標。這些標準需要通過嚴格監測來確保污染物超標能夠被及時檢測出來，并報告給有關部門和當地社區。為了確保污染者在發生持續性或者重大的違規行為后被施以罰款甚或拘留等懲罰，很有必要采取強制性手段。處罰必須足夠重，否則罰款會被當作業務經營的正常開銷。循規蹈矩必須比持續違規的費用低得多。 

信息資源：讓恩格爾系數低一些，再低一些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古已有訓，只是今人常常自覺不自覺地忘記而已。根據筆者多年來在行業內的調查，一個外資公司的戰略研究部門每年為市場信息或類似咨詢服務支付的費用高達數十甚至數百萬美元;而一個大型國有企業每年在這方面的預算最多不過幾十萬元人民幣——還是在近些年才有此意識;至于民營企業，在這方面的預算多則幾萬元，少則一毛不拔。一個是實際支付，一個是預算計劃，一個是美元，一個是人民幣，對比足夠鮮明。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不外乎有三：

第一，國人的消費觀念尚未完全擺脫自然經濟的影響，就像反向說明生活水平高低的恩格爾系數始終處于高位一樣。對很多企業來說，把錢花在一份咨詢服務上遠不如請人吃一頓酒宴或者買一套設備來得實在。也有企業不相信專業化分工的意義，認為自己能夠做到同樣的事情——也不排除那位民營企業家的確有這個潛力，但只怕他要付出的機會成本會更大。

第二，我國的這類機構本身就缺乏提供優秀服務的能力和態度，曾有某機構領導這樣向筆者描述他們的調研方法：“去年調研了一些公司，估了個大數，今年就在原來的基礎上加個百分之三十”——肯調研還算是好的，更多機構選擇將已有的產品七拼八湊出一個就推上市面，糟糕的是被抄的那個也是粗制濫造出來的。坦言說，就像我國修復產業沒有一個真正成功的項目一樣，我國土生土長的咨詢機構也欠缺真正的實力型。

第三，真正花金錢和時間做調研的國外專業機構由于前期投入大，因此要價也比較高，跟國內幾乎零成本的產品相比沒有任何價格優勢，于是經常遭遇國內受到價格誤導的企業拼命壓價的行為，久而久之也就避而不及——關于國外機構在這方面的專業能力，放眼整個咨詢業(不只是市場研究)就能看出，其差距甚至遠超在制造業方面的差距。

需求的固步自封嚴重遏制了供給的健康成長，發育不良的供給又反過來消磨了需求的積極性，形成了惡性循環。以上雖是對環保產業的總結，但是相信在我國其他行業也同樣存在，甚至更加嚴重。就當前的土壤修復產業來看，從上到下的各方參與者大多處于混沌狀態，行動依據不過就是政策規劃的只言片語和證券市場的概念炒作，再不然就是國際伙伴的合作意向和業務擴張的投機需求，這在產業發展的初級階段或許暴露不出弊端，但“知”“行”長期脫節就可能會造成產業大軍南轅北轍。

每一個行業的信息資源通常都有三個主要來源，一是政府部門，它們從上至下開展的全國調查是無可取代的工作，而且帶有行政指令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二是行業協會，它們對會員企業定期采集數據，信息往往更能反映行業特色；三是咨詢機構，它們擁有專業團隊和專業工具，往往不是被動接收信息，而是懂得剔除干擾因素和錯誤信息，得出更為科學的結論。

雖然我國污染場地總量必定更多，在公眾塌旁酣睡的也是不勝枚舉，但至今只有民間組織收集的零散信息可供參考，無法像發達國家那樣讓公眾看清危害有多大，讓企業看清市場有多大，更無法讓自己看清工作量有多大。“有關部門”慣于以“避免引起公眾恐慌”作為三緘其口的托辭，但在各種鐵的事實和血的教訓錘煉下，很難再讓人相信那些謊言是出于善意。一提到環境修復項目就以“某”代之，一問到污染調查結果就諱莫如深，難免讓人不寒而栗。其實有兩點不可否認：第一，污染場地不會因為不調查和不公布就不存在；第二，某些修復對象未必能帶來經濟效益，但若聽之任之則可能損失經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