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補充：
在華心路四十年——一個美國女人在中國的命運
王昊 張伯苓研究會 2023-02-18 10:20 發表于天津
為紀念南開女中創立一百周年，本公眾號發表“南開女性”系列連載。

Grace Divine（劉狄英），南開大學外文系教師。
本文原載《書屋》200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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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僅僅憑借南開大學檔案館中那卷“劉狄英（即格蕾絲·狄凡·劉，“劉狄英”是其在南開大學工作期間使用的名字）檔案”的文字材料，恐怕我們是難以還原出那位血肉豐滿、情感豐富、個性鮮明的美國女性的完整形象。不過，因為有了這本《格蕾絲：一個美國女人在中國1934—1974》，我們終于能將這位曾經在華生活、工作過四十年之久的美國女性仔細地打量一番。其實，格蕾絲不同于其同時代的來華外國人，不僅因為她是一位嫁給中國人的外國人，而且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仍然留在中國的、僅有的幾個美國人之一”，她的在華經歷曲折而獨特。在其逝世后，南開大學對她個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二十多年來，她一直都在非常努力地從事英語教學的研究，并發表了很多介紹國外先進教學理論的文章，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看法與建議。她還主持了基礎英語教學課本的整理與編寫，并且嚴格地培訓出了一大批英語教師。因此，劉狄英先生為我校外語系做出了很多積極的貢獻。她一刻都沒有停止過關心系里的工作，甚至1974年在海外的時候，她仍然經常給系里寫信、寄書和其他教材。”格蕾絲在華期間，社會角色由“旁觀”轉向“參與”的變化，最終在其1957年加入中國國籍并成為南開大學外文系的教師后完成。這種社會角色的轉型不僅證明了其個人的情感與思想在社會與時代的大變動背景下呈現的復雜性，而且也反映出新社會中群體對“參與者”個體身份合法性由懷疑而逐漸肯定的變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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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格蕾絲來華的時候，實際上是中華民國“十年黃金時代”的后期，盡管中國內戰外患不斷，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加劇，社會多元化發展程度劇烈，但格蕾絲說，那時在天津租界內過著“從沒有過這么無憂無慮的生活，以后，也再沒有過這樣的生活。我不需要做家務活、不需要下廚、不需要購物、也不需要看孩子。我可以一整天地捧著本書看都沒有任何歉疚感”。在這種田園詩般的生活中，格蕾絲能夠很愜意、很悠閑地觀察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盡管這種觀察并不全面和詳實，但她也明顯地感到了當時中國社會的顯著變化。1934年10月在一封家信中，她稱：“國民政府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強大得多，中國各地各行業都有了長足的進步。……自1911年推翻帝制的革命以來，中國現在是最強大、最團結的時候。”可惜，好景并不長，1937年7月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寧靜的生活就此結束。盡管天津租界內的生活依然按部就班地進行了兩年，但到1939年6月，這種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也被徹底打碎了，日軍開始向租界當局不斷施壓，加強了封鎖與圍困。從那時起，格蕾絲便開始與中國民眾一起“同呼吸共命運”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天津租界也不再是一處避風的港灣了，日軍開進租界將非日本僑民集中起來送往山東維縣集中營。幸運的是，格蕾絲卻因一個僥幸的機會免于此劫。
格蕾絲的在華經歷之所以會吸引人，乃是因為在由中華民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更替中，其個人在華的社會角色的轉變過程具有多重性和特殊性。《格蕾絲》一書的作者亦發現她本人思想的變化狀態，“她的觀察角度獨一無二，這主要是因為她在中國經歷了從半殖民地到‘文化大革命’這樣大跨度的不同的時期，更因為她既是局內人，又是局外人的獨特身份。她是嫁給中國人的外國人既不屬于政治團體又不屬于宗教組織。格蕾絲遵從自己的心、自我教育、挑戰不公、敢于表達，但是隨著時移世易，她逐漸改變了自己。這一轉變是一個漸變的過程，既發人深思，又帶著我們與她一起走過這段真切的人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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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們更能夠感覺到格蕾絲本人的情感和思想變化又與中國本土知識分子有著顯著的差異。民國末期，中國知識分子對于國民黨政權的腐敗日益感到厭惡，在新舊政權更替之際，紛紛做出“去留”的選擇。但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解放前夕，中國知識分子在去留問題上做出的或去或留的選擇并不完全歸因于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的不同，對于留下或返回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而言，他們的選擇是基于一種強烈的民族情感。“那種似乎別無選擇地與故土、國家、民族共命運同患難的共鳴和抉擇，來自一種強大的情感驅動”。（賀桂梅：《轉折的時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頁）格蕾絲的丈夫———天津自來水公司的總工程師劉茀祺也是眾多愛國知識分子中的一位。正是基于對民族和國家的深切情感，他在時代變遷的歷史關頭選擇了留下，繼續報效國家。多年后，女兒妮妮依然對當時父親的那份愛國情懷感觸頗深，她回憶稱：“父親是一個堅定的愛國主義者，他深信中國會好起來。……到四十年代后期，父親對國民黨已經完全失去了希望，并開始認同共產黨了。……到了某一個階段，像我父親這樣的人都需要做出最后的抉擇。他們都是專業人士或知識分子，不屬于任何黨派，盡管共產黨讓他們有過擔心、懷疑和誤會，然而，很自然地，共產黨成了有愛國心的中國人的唯一選擇。”但對于母親格蕾絲來說，盡管她已經來華多年，卻因種族與文化的背景、生活方式、思想觀念的差異，她依然與中國民眾乃至中國社會保持了一定的距離。1946年，在給美國家人的一封信中，格蕾絲仍然是從一個局外人的觀察角度講述了中國的現狀和自己的感受，雖然對國民黨政權的腐朽表示出強烈不滿，并稱對中國共產黨解放區的建設成績有所耳聞，但還是對共產黨充滿了疑懼，“不想看到中國成為共產主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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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隨著中國社會翻天覆地的大轉變，格蕾絲“局外人”的身份也開始發生一些細微的變化。1948年10月底，鑒于天津危城難守，美國領事館致函在平津地區的美國人，告知可以提供必要的交通工具幫助美國公民盡快撤離。面對家國之變，格蕾絲雖然“十分害怕，滿懷焦慮，心中許多頭緒交織在一起。她丈夫已果斷決定留下來。對她來說，最重要的是她丈夫，其次是孩子們。如果，他覺得自己必須留下，那她和孩子們會一起來同他承擔危險”，并最終認定“堅決不要成為靠美國的家人救濟而生活的人，她已經克服了很多困難，再大的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格蕾絲決定留在中國的選擇與丈夫劉茀祺基于民族情感而做出的選擇，雖然結果相同，但二者的出發點卻有差異。格蕾絲既不是出于對中國新生政權的認同，也不完全是出于對中華民族的情感認同，而更多的是基于對家庭與親人的愛與責任而做出的選擇。格蕾絲夫婦二人的這種情感與思想的差別，恰好證明了“局外人”與“局內人”、“旁觀者”與“參與者”個人心境的差異，以及他們對中國與中華民族命運的不同感受。但在時代與社會的大變革背景下，因愛情與親情使然，格蕾絲在中國“局外人”的身份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轉化。十數年來，因為“目睹的都是中國的苦難。她希望中國能夠重建家園，這也是她和丈夫共有的一個夢想。到目前為止，這一夢想的實現屢受挫折，尚未如愿以償，如果她丈夫必須留下，那她自己也想親眼看看到底會怎么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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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共產黨進入天津后，格蕾絲就開始看到一種全面的、有秩序的變化，與過去十年來的苦難和動蕩不安的情形相比，這些變化自然更受人們的歡迎。……她也能用自己的眼睛觀察，就好像是坐在前排來觀看歷史”，而能“坐在前排來觀看歷史”，無形中也給了觀察者更多參與歷史的機會。天津解放九個月后，格蕾絲在一封信中寫到：“我們一直在學習適應這一種新的生活———我們都喜歡這種新生活！我們感到我們正在創造歷史，而且，很多輝煌的事就發生在我們眼前。”可以發現，這時的格蕾絲已經開始運用新的思維方式來思考、來表達自己的思想了，同時她還自認為是新社會中的一員，希望能夠與中國人民一起“創造歷史”。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格蕾絲在由“局內旁觀者”向“局內參與者”的社會角色變化過程中，她的國家歸屬感和國籍意識也發生了微妙變化。作為美國在華僑民，面對中美之間政治對立的不斷加深，在民族情感與家國觀念的交織中，格蕾絲也不免會有所徘徊與矛盾。在給弟弟的一封信中，她雖然稱自己的女兒妮妮是個“說不清的多面體，既是天主教徒，又信共產主義；支持美國、反對俄國，還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非常熱情的支持者”。但這又何嘗不是她自己心境的一種寫照呢？畢竟，在一封駁斥美國媒體散布所謂“中國被蘇聯統治”的信中，她流露了自己的心跡，“自然，我是親美國的，不喜歡這幾個月以來不絕于耳的關于蘇聯的宣傳”。不過，這一時期格蕾絲的觀念與思想已經漸向其自身所處國家和社會的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偏轉了。作為新中國的“局內人”，在朝鮮戰爭期間，格蕾絲多次給美國的家人和進步媒體寫信，反駁海外反共勢力與媒體對中國的誣蔑與惡意歪曲事實的報道，譴責戰爭與殺戮，并以自己大量的親見親聞宣傳新中國的建設成就：“千百年來，中國第一次有了一個真正地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的政府———當然了，美國不滿意這樣的政府！真是的，那可真是太可惜了，因為這個政府會永遠存在下去。”“中國的反美情緒是針對美國政府執政者的，并不是針對美國人民的。美國的帝國主義是真真切切的，而且十分危險。”“不要以為我已變成徹頭徹尾的‘反美’派。我沒有。但是，因為不是身在其中，從這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國已走上了一條危險錯誤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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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也是格蕾絲在日常生活上融入中國社會的重要的階段。新中國初期，由于政府在工業、金融、市政、教育等領域取得了突出的建設成績，從而顯示出它的高效與廉潔的作風，在短時期內，中國社會與民眾的面貌便發生了徹底的改變。格蕾絲一家所居住的生活環境也開始變化，過去他們所居住的“富人區”將他們與現實中國社會隔離開來；解放后他們的鄰居開始多了起來，一幅新的社會景象躍入他們的眼簾，“大量的路燈使夜晚變得不再陰森。天氣暖和的時候，人們便會三五成群地聚在路燈下唱歌或談論時事。工人們仍然是來去匆匆，但已不像過去那樣衣著襤褸，沉默寡言，他們穿得很暖、吃得很好，而且，到了傍晚，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手拿書本，開心地去上夜校”。能否真正融入中國民眾的日常生活，其實也是格蕾絲能否由“局內旁觀者”轉變為“局內參與者”的重要一環。然而，在這一環節中，即便格蕾絲想要努力地融入新的社會，但也需新社會一方的充分認同。1955年9月1日，丈夫劉茀祺因病去世，當丈夫的同學及友人前來探望時，他們大都認為如果格蕾絲繼續留在中國，以后的生活會很艱難，紛紛勸說其返回美國。對于人們的勸說，格蕾絲極為反感，她“強烈地感到茀祺想要他的孩子在中國長大，而且成為新中國的一員，為了他的榮譽，她愿意盡全力實現他的心愿”。盡管格蕾絲決意留在中國，但在劉茀祺去世后不久，社會上對格蕾絲個人的種種懷疑和猜測便浮出了水面。劉茀祺生前供職的中國給排水設計院的工作人員想當然地認為格蕾絲過去如何的奢華、鋪張、懶惰，并要求她今后“改變生活方式，開始真正地像一個普通中國人那樣生活”。更令格蕾絲一家難以理解的是，劉茀祺的上級領導覺得是他的這位外國太太逼著他要求高級別的工資的，他的死也是因為他的外國太太不能很好的照顧他。更甚者，他們認為是由于格蕾絲的存在，所以劉茀祺不愿意加入共產黨，不能與他們持有相同的觀點。同時，也想當然地認為像劉茀祺一樣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從來沒有和他們志同道合過。這些憑空的猜測及無端的指責說明了當時的知識分子與人民群眾，甚至是與“黨”之間存在的隔膜與疑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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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很令人感動，面對大量的文化、政治、觀念上的障礙和不理解，格蕾絲沒有絲毫的怨言，始終保持了她坦誠、謙遜的風格。就在丈夫去世兩個月以后，他們一家辭退了廚師、保姆，搬出了那個曾經被她稱為“溫馨的小套房”的公寓，搬進了一座由十七戶“藍領工人”共同居住的“年久失修的大洋樓”。從那時起，格蕾絲和她的兒女們完全融入到中國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在新的生活環境中，格蕾絲學會了做飯、生煤球爐子，了解了中國百姓的日常生活，開始習慣自己處理日常事務。與此同時，她與普通民眾間的那種距離感也日漸消退，她從周圍婦女們那里學到了許多東西，她們一同洗衣、做飯、生爐子、參加街道的政治學習及活動。女兒妮妮后來回憶：“我們搬家之后，她生活在很多人中間，鄰居們馬上都過來幫忙。他們都非常善良，我覺得這讓她從自己的小天地中走了出來，這對她可是再好不過的事了。”當然，格蕾絲與中國社會群體的這種相互認同的過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過可以肯定地說，此時的格蕾絲已經完全具有了“局內參與者”的角色意識。
1956年夏，格蕾絲做出了一個令朋友們頗為吃驚的決定，她和三個兒女進行了一次“尋根之旅”，返回了丈夫的家鄉陜西富平西劉村。這一舉動的現實意義頗為明顯，就是要讓子女們更深地融入中國社會，了解他們父輩的文化傳統。格蕾絲來華的二十余年里，還從未隨丈夫回鄉省過親，而在丈夫去世后，她卻堅決地“要讓她的孩子們了解他們的父親的根在哪里，以便可更好地了解他們身上的中國文化背景的一面”。劉茀祺在世的時候，在這個有著中美文化背景的雙語家庭中，夫妻二人各自保持著自己的文化和個性，同時也對對方的價值觀、信仰和行為保持著高度的尊重。長久以來，劉茀祺熱切地希望子女們以熱烈而深沉的情感去認同這個民族與國家，接受他們自己作為中國人的命運。那時，夫妻二人對于子女們的前途有所考慮，但劉茀祺最終認定：“我們說不準今后他們將面臨什么情況，但是，這是他們的家。我相信，對他們來說，未來不會比過去更糟。”在丈夫去世后，格蕾絲依然尊重丈夫對于子女們的文化選擇，克服諸多困難，繼續履行了一位妻子與母親對于家庭和家人的責任。重要的是，1956年的那次“尋根之旅”的結果更為出乎格蕾絲本人的意料，“到旅程結束時，她發現此行實際上是為了她自己”。這表明，格蕾絲已經有了一種文化選擇上的自覺，這種自覺并不僅僅是迫于一種社會環境與社會文化壓力的結果，更多的是出于她對家庭與家人，乃至一個民族與國家的尊重。女兒妮妮后來的回憶便印證了這一點，她認為格蕾絲對子女們的成長問題有過認真的考慮，她鼓勵孩子們盡可能多地接觸中國文化，“既然你生活在一個社會中，便是這個社會的一部分，你必須擇其一而盡自己的義務。你必須了解自己。我們與中國、中國人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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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秋，當格蕾絲成為南開大學外文系的一名教師后，她由中國社會的“旁觀者”向“參與者”的轉變進入到關鍵性階段。在此后的日子里，她更像一位中國人，而不是美國人。此時的她已經加入中國國籍，而且她的生活起居、言行舉止、思想觀念也明顯具有了那時中國的時代色彩。那時的格蕾絲每天早上“都在五點半起床，然后到樓下的早點鋪里買點剛出鍋、炸得脆脆的油條”，回來后和孩子們“裹著煎餅或泡在豆漿里吃”。如果將這一生活狀態和格蕾絲初到中國時“真成了個安逸、奢華的夫人。我們有男仆給我們做飯、清潔、購物，兼做所有其他事務”的情形相比，實在是有天壤之別。不過，這種于普通人群中的生活確實又在精神上給了格蕾絲極大的激勵，以致“那些年中她真是玩兒了命的工作”。
自1957年秋至1974年秋返美探親，格蕾絲在南開大學一共工作了十七年。對于南開校史研究而言，或許她的這一經歷頗具歷史價值和典型性。但是，若將這十七年的經歷置于中國知識分子史的研究領域中進行考察，則又會發現，格蕾絲在1957年后的心路歷程與人生軌跡與中國大部分知識分子的經歷與經驗大體吻合，似乎沒有太特殊的典型意義。1958年，格蕾絲曾在一份“自我批評”中對自己的生活與工作做過一番完整地剖析，她稱“幾年來，我都在研習馬列主義的著作，因此，我以為自己本來就是以勞動者的觀點去看待事物了，就以為自己成功地脫去了小資產階級的外衣”，“學生們給我貼出的幾張大字報揭示了其他一些細微的、非常容易被我自己忽視的小資產階級跡象。當彭子美說我在課堂上做的練習中犯了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時，著實讓我大吃了一驚。怎么可能呢？我想道。他一定是聽錯了我說的英文。但是，他對我的批判幾經翻譯，我聽了之后不得不承認他是對的。……我該編的對話實際上聽起來好像我在淡化資本主義所帶來的邪惡與苦難。這讓我深深地感到我必須對自己所寫、所說的一字一句都要非常警惕，如此一來，小資產階級的態度才不會有機會溜進來”。對于上課使用外國材料的問題，她又稱：“（重要的）是你的態度，你是否是為了人民、為了勞動人民，為了他們的利益而教書，是否在授課過程中給學生傳授了某些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而這一點很可能是真實的。”這種話語所反映出的心態應與當時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普遍心態相似。盡管格蕾絲的這種心態轉變的過程與中國知識分子會有所不同，但他們所經歷反右派斗爭與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結果卻基本相同，那就是要樹立“為人民服務”和向勞動人民學習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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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illiam Liu與Eleanor Cooper

雖然，格蕾絲并沒有完全經歷過與中國知識分子類似的思想轉變與改造的過程，但她也經歷了新中國建立后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群眾性政治運動。這種經歷也是促使格蕾絲由“旁觀者”向“參與者”轉變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別人對于她的“政治評價”已經成為了她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必要的“政治標準”。從那時起，格蕾絲開始以不同的眼光來反省自己，這是她以前從沒有過的。“我認為我們大家共同的目標都是要‘又紅又專’。……但是要讓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變‘紅’，需要的不僅是刻苦的學習，而且還需要世界觀和性格從根本上徹底改變”，“要‘紅’就意味著對社會主義道路的優越性要有透徹的理解，而且清楚地認識到黨的領導高于一切的重要性———堅決和工人階級保持完全的一致，努力像工人階級一般嚴以律己，發揚共產主義的自我犧牲精神”。當格蕾絲自愿地參與到思想改造的運動中來的時候，已經表明了她由“旁觀者”向“參與者”社會角色轉變的完成。然而，格蕾絲本人的社會角色轉變的徹底完成還需重要一環，就是要獲得中國社會群體的承認。盡管會有種種事實和跡象能夠表明中國社會對格蕾絲表現出了接納的態度，卻還是讓人感覺有些遺憾，因為我們能夠找到格蕾絲被完全視為中國“大家庭”中的一員的直接證據，似乎只有在那份她逝世后由南開大學給出的“追悼詞”里尋找了。

歡迎各界人士參加《口述津沽：南開學子語境下的公能精神》圖書義賣活動。義賣所得用于支持“南開校友口述史”項目的研究經費。
2020年11月，南開大學校友胡海龍編著的《口述津沽：南開學子語境下的公能精神》，由張伯苓研究會和問津書院資助出版。張伯苓之孫張元龍先生作序。本書是“南開校友口述史”項目的重要成果，通過對11所南開系列學校（含西南聯大及其附中、附小）校友的訪談，并結合全國各地公益組織、公益人物案例，從理論和實踐兩個維度闡釋了張伯苓“公能思想”的科學內涵和當代意義，被譽為南開“公能”教育理念研究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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