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員蔡昉：中國經濟奇跡是過去35年的，今后能否繼續創造奇跡呢?

 

　　有人說中國創造了經濟增長的奇跡，可是，這在早些時候并不被大家所承認。前些年我和林毅夫、李周三人合寫了一本書，叫《中國的奇跡》，出版時正值改革開放20年。我們提出的“中國的奇跡”一說，被很多人質疑，他們問：你們是不是對中國經濟太樂觀了？這本書后來出了11種版本，包括8種語言，今天幾乎沒有人還懷疑中國出現了經濟奇跡。

 

　　但是，奇跡是過去35年的，今后能否繼續創造奇跡呢？就像美國前財長、也是哈佛大學前校長勞倫斯所說：中國能不能創造奇跡，取決于中國能不能繼續發展。這個發展的關鍵就是要“從人口紅利到改革紅利”。十八屆三中全會剛剛閉幕，中央發布了關于改革的決定，部署了全面改革的方針。今天我希望從紅利的角度為改革做一個注腳。

 

　　先看中國的人口到底發生了什么？總體看來，中國人口紅利正在消失，這意味著我國的發展階段發生了根本變化。上周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會議上，終于實現了對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和完善，生育政策轉向了“單獨二胎”：夫妻中有一個人是獨生子女，他們就可以生兩個孩子。

 

　　此次新調整正是基于這樣的事實：中國目前已經是世界生育率水平最低的國家之一了。生育率是指一個婦女終身生育的孩子數量，（在一夫一妻制下）亦即一對夫妻生育孩子的數量。一對夫妻是2個人，他們生育2個孩子，加一點磨損算成2.1個孩子，這叫替代生育率（兩個孩子將來可以把一對夫妻替代）。如果長期保持2.1的替代水平，那么人口是不增不減的，是穩定的。如果低于這個水平，總有一天，人口是絕對減少的。

 

圖一

 

　　根據上圖藍線，至少有20年，中國一直處在2.1的替代水平之下。最近這幾年更低，一般認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一個婦女終身生育的孩子數）是1.4。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也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說中國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因此，我國人口長期處在低生育水平。過去出生的人進入勞動年齡人口，而后面生育率又非常低，再往后勞動人口就會逐漸減少了。在此之前，會出現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很快、數量很高、比重很大的局面，而在他們所要撫養的人中，孩子越來越少；在一定時期內，需要撫養的老人也不見得增加很快。因此，我國的人口結構是非常有利的，這就是人口紅利。

 

　　到底什么是人口紅利？舉例來說，過去35年平均GDP的增長率是9.8%。根據下圖，最大的貢獻是資本積累（黃色），61%的貢獻率。

 

圖二

 

　　但是資本積累和我國的人口也是有關系的。第一，人口撫養比如果很低，而且不斷下降的話，就意味著勞動年齡人口所養活的年輕人和老人比較少，負擔輕，所以創造的產品價值很大一部分就可以儲蓄下來，就有更高的儲蓄率和資本積累率，因此可以實現更高的投資率。所以資本和它是有關系的，也是人口紅利因素。

 

　　再看人力資本，也就是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有大規模的勞動年齡人口，他們受教育水平提高的話，整體的生產能力就會提高。勞動力的數量、生產力的貢獻，很大一部分表現在勞動力（綠色部分）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的進程中。因為在農業中勞動力是過剩的，生產率很低，把這部分人從生產率低的部分轉到生產率高的部分，就意味著資源配置項目的提高，生產力的總體提高。

 

　　所以大體上看，中國經濟增長的9.8個百分點幾乎全部和人口相關。雖然不是唯一因素，但都是受到好的人口影響。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過去的人口趨勢變了，那么經濟增長速度會受到影響，增長速度就會下降。事實上，我國人口結構沒變。2010年我國進行了第6次人口普查，數據一出來，我們就開始分析，結果發現一個特點：15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在2010年達到最高峰，之后就下降了，2011年絕對減少，2012年一下子減少了345萬，因此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國家統計局局長在記者招待會上也公布了這個信息。

 

　　與此同時，我們計算人口撫養比的時候，把勞動年齡人口擱在分母上，把依賴型人口擱在分子上，因此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減少，人口撫養比就相對上升了，正好和以前的趨勢相反。從這個意義上講，有人說人口紅利已經開始消失。如果人口紅利消失了，就意味著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因此，我提出了“劉易斯轉折點”這個概念。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在很長時間里有大量剩余勞動力，尤其是在農業。因此，中國不愁勞動力，愁的是非農產業能不能發展、創造出足夠多的崗位，把這些剩余勞動力吸納掉。

 

　　在沒有把剩余勞動力吸納掉之前，中國有無限供給的勞動力，工資不需要上漲，新創造出來的就業崗位可以吸納更多人就業，而不是非得漲工資才能有人來。這個經濟發展過程叫做“二元經濟發展”，這個發展模式被經濟學家劉易斯所概括，因此叫做“劉易斯模式”。

 

　　但是如果有一天勞動力供給沒那么充足，而經濟發展很快，勞動力就不再能無限供給，而是出現短缺現象。勞動力出現短缺，工資就得上漲。出現這種現象，就是所謂的轉折點，它意味著劉易斯模式到頭了。因此我把它叫做“劉易斯轉折點”。

 

　　2004年中國出現了民工荒，勞動力短缺。從2004年到現在，每年農民工的工資都有兩位數的增長，增長非常快。因此，我把2004年定義為劉易斯轉折點。

 

　　當時這個提法幾乎所有人都不贊成，政府部門、經濟學家、中國人、外國人都批評我。當然也有人向我善意指出，如果我不說有“劉易斯轉折點”--因為這個點就是一個點或一年--而是說“劉易斯轉折區間”的話（指若干年）那么，別人會更容易理解，畢竟經濟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我接受這個意見，那么中國的劉易斯轉折區間就是指從2004年到2010年。2004年我國出現了民工荒，農民工和普通勞動者的工資開始上漲，到何時為止呢？到2010年。因為從2010年開始，勞動年齡人口是絕對減少的，這是我們從沒見過的現象，所以劉易斯轉折區間也就6年而已。

 

　　經濟減速的結骨眼將決定中國今后的三種命運

 

　　這個轉折區間已經結束了，說明中國經濟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這意味著什么呢？第一，就是經濟增長減速，這是我們不愿意看到的現象，也是必然出現的現象。

 

圖三

 

　　在上圖中，藍色線是潛在增長率，是指一國（或地區）在各種資源得到最優和充分配置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最大經濟增長率。我們知道，經濟發展速度要和潛在經濟增長率相適應。根據當時我們的測算，從1978年到1994年，我國的潛在增長率是每年9.66%，跟實際增長率差不多；從1995年到2010年（2010年人口紅利消失），潛在增長率是10.3%。2010年之后，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減少，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在“十二五”期間，也就是自2011年到2015年期間，只有7%或6%。再往后還會降，也就是說到“十三五”期間，潛在增長率要降到6.2%，這個變化幅度是相當大的。

 

　　發生這樣的變化之后，潛在增長率降下來沒有關系，關鍵是在減速的過程中，怎么認識這種現象，從而做出什么樣的政策選擇。也就是說，先有高速經濟增長，然后開始減速，恰恰這個結骨眼將決定中國今后的三種命運。

 

　　第一種命運，就是經歷了這個階段，把經濟增長轉向依靠技術進步、創新、生產力的提高，最后逐漸成為發達國家，例如歐洲和北美。

 

　　第二種命運，也是發達國家，它也經歷一個減速的過程，但它不理解為什么減速，它以為是需求不足，于是就大規模刺激需求，例如日本。結果日本經濟自人口紅利消失以后，也就是1990年之后，幾乎是零增長，人們叫它“失去的二十年”。當然日本很發達，生活水平很高。日本減速的時候，它已經是高收入國家了，所以可以說日本陷到了“高收入陷阱”里面，但畢竟它是高收入。

 

　　第三種命運，就像很多中等收入國家，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但是沒有良好的應對，政策上犯錯誤，體制不健全，還出現收入分配不公等問題，導致經濟長期停滯，數十年沒有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如何認識經濟形勢、如何選擇經濟政策就十分重要。

 

　　經濟形勢既要看潛在增長能力，也要看需求形勢

 

　　因此，應當怎樣認識當前的經濟形勢呢？薩廖爾森在其《經濟學》中講到：“如果你教會鸚鵡什么叫'需求'，什么叫'供給'，鸚鵡就成為經濟學家了。”但是問題在于，除了懂得需求和供給之外，還要懂得什么時候從需求方面看問題，什么時候從供給方面看問題，否則你還是鸚鵡，不是經濟學家。

 

　　很多關心經濟形勢的人會問：“經濟增長速度下來了，是不是很危險？”不一定。看經濟形勢要分長期視角和短期視角。長期就是看增長率。經濟的增長能力、勞動力有多少，土地有多少，資本積累可以達到多少，生產力進步可以達到多少，這些是相對穩定的，是長期的趨勢。短期是看需求形勢，因為需求可以短期波動。比如，美國突然發生次貸危機，出現了西方乃至全世界的金融危機，西方國家就掉下來了，眾多產品沒有需求了，這時候我國有多大的潛在供給能力都沒有用，因為別人不買你的產品，因此需求是短期的，是周期性的。

 

　　那么長期和短期就可以組成四種情形：強供給和強需求結合成為第一種情形，強供給和弱需求結合成為第二種情形；弱供給和強需求結合成為第三種情形，弱供給和弱需求結合成為第四種情形。

 

圖四

 

　　先看第一種情形。所謂強供給，就是潛在增長率很高，同時需求也很高。總體來說，2010年中國經濟就是強供給和強需求的結合。大家看潛在增長率（粉色線）就是這個水平，實際增長率也是這個水平。因為那個時候，我國有人口紅利，改革開放促進經濟高速增長。與此同時，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提高了內需，我國要建設基礎設施，要增進城鎮化，需要大量的投資。加入WTO以后，中國的產品走向全世界。這些加起來就形成了非常強勁的需求，無論是投資需求還是消費需求。因此合起來，就形成了9.8%的平均增長率，這就是2010年之前的常態。

 

　　但是在2010年之前的常態中，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子。實際增長率（藍色線）明顯低于潛在增長率的部分，那就是受到需求的沖擊。經濟的增長能力還在那，但是需求受到影響了。

 

圖五

 

　　根據上圖，1990年代初，中國宏觀經濟不景氣。1990年代末，中國遭遇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出現大量失業。2008年、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機，這時候都是需求短期的因素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潛在增長率比較高，實際增長率下降了，結果大量的生產能力利用不足。資本的利用不足就是資本過剩，勞動力的利用不足就是失業下崗。

 

　　還有第三種情況，就是潛在增長率降下來了，人口紅利消失了。潛在增長率下來了，實際的增長率也就降下來了。經過測算去年（2013年）的潛在增長率只有百分之七點幾，而實際增長速度就是百分之七點幾。看上去我國的增長速度降下來很多，按照前總理溫家寶的說法，低于8%就有失業的現象發生，但是我們去年沒有擔心，今年也不擔心。

 

圖六

 

　　李克強總理說7.2%的速度我們可以接受。為什么？因為潛在增長率降低。潛在增長率低就意味著沒有那么多人需要就業崗位，如果還有人需要，經濟增長率不需要到8%就能夠滿足他們的就業。

 

　　因此，到目前為止，我國的實際增長速度和潛在增長率是一致的，所以沒有周期性失業現象的發生。為什么朱總理要“保8”，溫總理還要“保8”，但是李總理“保7”就可以了呢？因為我國的經濟形勢已經發生了階段性的變化。

 

　　還有第四種情形，是比較糟糕的情形，就是弱供給，潛在增長率下降。未來我國將保持7%左右的增長速度，當年同樣的情況發生在日本，日本人不愿意接受，他們認為是需求的問題，就去強刺激，拉動需求，拉動投資。如果硬要保持高于潛在增長率的水平實現經濟增長的話，會帶來什么樣的問題呢？

 

　　舉例來說，劉翔有他的潛在增長率，因為：第一，他是一個標準的人，而人是有生理極限的；第二，他是一名特定的運動員，他的稟賦是其潛在增長率中的一部分。潛在增長率中還有另一部分，是他的團隊、教練、訓練方法等，相當于生產力。這些東西結合起來決定了劉翔的潛在增長率，比如說是12秒。那么一些需求因素可能會影響他。這些需求是什么？可能是行政部門給他的硬性要求，說你要為國爭光；可能是老百姓對他不切實際的要求，一旦他成績稍有波動，人們就批評他；還有廣告商對他的物質誘惑，所有這些都導致對劉翔成績的需求高于劉翔的潛在增長率，即高于他的能力。他的潛在增長率是12秒，你一定要讓他跑11秒的話，有時候他也許能達到你的要求，而更多的時候是受傷。劉翔實際上是經常受傷的。

 

圖七

 

　　因此到了這個階段，不能超越我國經濟的潛能。如果人為刺激經濟增長，就是做出了錯誤的選擇。所以有人概括李克強經濟學，其中有一條很重要，就是不可大規模刺激。因為，大規模刺激會導致問題。你要刺激，國家會給大家補貼，讓大家都增加投資，但是市場并不需要。市場需要大家買得起的產品，如果補貼給多了，那么成本太高，價格也高，百姓不能接受，結果就是產能過剩。

 

　　但是，產能過剩還是最好的結果，還有更糟糕的結果就是日本的教訓。潛在增長率下降意味著，工廠不是生產不出那么多產品，而是生產成本提高了，已經沒有那么大的比較優勢了，所以只能生產較少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硬給它投資，給補貼，允許低息貸款，但工廠沒有積極性，因為他們在市場上不能實現這些產品。

 

　　如果實體經濟做不到，那把錢投在基礎設施上好不好呢？基礎設施是一種深層次的需求。經濟要發展，是因為生產要發展，它需要基礎設施，而生產發展速度沒有那么快，基礎設施也不需要建設那么快。所以這個時候你給我錢建基礎設施，其實也沒有積極性。建了基礎設施其實還算是好的，因為建了高鐵、高速公路，盡管空著它，但還是見到了實實在在的東西。

 

　　更加糟糕的是什么？如果基礎設施建設沒有積極性，實體經濟建設也沒有積極性，發出去的錢都跑到虛擬經濟里面去了。凱恩斯是搞經濟刺激的老祖宗，他有一個同事，也是經濟學家，同時在政府工作。當時這位同事給凱恩斯寫信說，你想設計一個很大規模的投資方案，你拿出錢后，可以投資，可以生產，但是沒有訂單。錢哪去了呢？都跑到金邊股票那里去了。股票是虛擬經濟，理財產品不僅有股票、債券，還有房地產、海外資產等各種各樣的東西。錢都跑去虛擬經濟，于是促成了經濟泡沫，因為它不是實體經濟。

 

　　日本從1990年開始，人口紅利消失，它的人口結構的變化跟中國目前的差不多。人口紅利消失，但日本不認為是潛在增長率下降，于是就刺激，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寬松的財政政策。可是人們不愿意在實體經濟中投資，也不愿意把錢扔在基礎設施上，結果很大一部分錢跑到虛擬經濟里面去了。

 

　　虛擬經濟除了股票、證券、房地產、海外資產，還有藝術品買賣。梵高的畫固然很好，但他畫作的價格主要是在日本泡沫經濟時期炒上去的。日本人錢太多了，后來日元又升值，實在不知道錢應該花在哪里，因此他們就搶購西方名畫，梵高的《向日葵》就是在這個時期炒上去的。

 

　　大家現在看一看世界各主要藝術拍賣品市場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中國人。不僅是因為中國富（比我們富的國家有的是），更多的是因為資金有過強的流動性，不知道錢該怎么花。這是泡沫經濟的一個表現，但是泡沫終究要破滅，泡沫破滅以后，在日本就形成了“失去的二十年”。

 

圖八

 

　　上圖這條紅線是日本的人口撫養比。人口撫養比下降的過程就是人口紅利的時期，因此在下降的50年代到70年代，它實現了每年9.2%的高速經濟增長，那時候叫日本奇跡，也叫東亞奇跡。

 

　　但是1975年以后，它的撫養比下降到最低點，就不再下降了，但很長時間也沒有上升，在它停滯的這段時間里面，它的增長速度降到每年只有3.8%，按日本的說法還不錯，但要拿到中國就不能這么說了。

 

　　1990年之后，日本的撫養比迅速上升，這說明它的人口紅利消失了。這時它犯了經濟形勢判斷上的錯誤，因此在二十年里，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只有0.85%。如果你直接看它的數字，它的每年增長速度是0.24%，后來變成0.85%是因為它的通貨膨脹率是負的，所以它還能夠把增長速度往上調一調，這就是失去的二十年。

 

　　今天“安倍經濟學”說是有三個箭頭，其實仍然是一個強調刺激的經濟學。搞財政刺激政策，還是從需求方去刺激，這是錯誤的。安倍經濟學里也有一條叫“結構性改革”，但是他的改革遲遲沒有什么動靜，但是他的刺激已經搞了。這是過去的錯誤，過去刺激沒有管用，今后刺激還不會管用，我個人不看好日本經濟。所以中國不要重蹈日本經濟的覆轍，我們強調的是通過改革，從供給方面獲得制度完善。

 

　　通過改革從供給方面獲取制度紅利

 

　　有人概括“李克強經濟學”有三個要點：第一是大規模的刺激。因為潛在增長率下降了，所以想辦法通過刺激提高潛在增長率；第二是去杠桿化，防范金融風險，防止經濟泡沫，當然這永遠是正確的；第三是改革，通過各項改革，能夠在人口紅利消失之后獲得制度，也就是說我國未來經濟的增長靠的是通過改革創造新的源泉，而不再可能完全依靠過去的源泉。

 

　　改革紅利也有歷史依據。1990年代初，世界銀行做了一本發展報告，第一次把東亞的經濟發展作為一個經驗推薦給全世界，叫做“東亞奇跡”。“東亞奇跡”主要講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這時候人們已經熟知日本了，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增長奇跡大家是第一次聽說。

 

　　這時包括克魯格曼在內的一些經濟學家站出來批評：“亞洲四小龍沒有什么奇跡可言，它們今天的增長速度雖然很快，但是看上去它和當年蘇聯是一樣的，蘇聯也曾經增長很快，但是蘇聯的增長主要是靠生產要素的投入，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沒有技術進步，沒有生產力的提高。”蘇聯的經濟崩潰了，他們認為亞洲四小龍就是當年的蘇聯，是紙老虎。

 

　　克魯格曼預計這四個經濟體不會發展成功。他說這個話是在90年代中期，那么到了2000年前后，亞洲四小龍還在發展，而且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遭遇了一些困難，但是又恢復了。

 

　　后來在一個會議上，前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和克魯格曼聚在一起。李光耀請教克魯格曼一個問題：“教授，你說我們的經濟增長是靠高投資，沒有生產力的提高，不會成功。但是我們高投資保持了40多年，經濟增長保持了50多年，新加坡還沒有倒，你怎么回答？”

 

　　我沒有聽到克魯格曼的回答，但是我可以替他回答。第一、克魯格曼犯了個錯誤，因為他是一個新古典經濟學家，他不懂人口紅利。在人口紅利的發展階段上，是可以用資本和勞動投入取得高速增長的，他只是看到了西方的新古典式的增長。

 

　　第二，他可能沒有關注到新加坡在人口紅利消失之后，采取過的兩個重要措施。一是延長人口紅利，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新加坡勞動力不再增長，勞動力短缺，工資上漲，這之后新加坡雇傭了大量外籍工人，目前新加坡的GDP有40%是外籍工人創造的，所以他把自己的人口紅利變成國際的，例如新加坡的乒乓球女隊全是中國大陸的。

 

　　這一條中國可以做，因為有大量的農民工還沒有在城市定居下來，他們的勞動力供給還是不穩定的，甚至一些農民工到了40歲就得回家，沒有城市戶籍和養老，他們還得回家照顧老人和孩子。如果改變這種制度的安排，實現農民工的市民化，他們的勞動供給才能充分發揮。

 

　　除此之外，新加坡還做了一件正確的事。當時克魯格曼批評新加坡的時候，他說：“為什么你不能持續增長？因為你只有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沒有生產率的提高。”這種生產率在經濟學里叫全要素生產率。受到批評后，新加坡做了一個正確的決定，它把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變成了國家發展目標，每年要提高2%。

 

　　因此，新加坡在消失人口紅利之后，一方面它利用外邊的工人，另一方面它把經濟增長真正轉向生產力的提高和技術的進步。

 

　　今天看世界最有競爭力的國家，前10位里面亞洲只有新加坡和香港，日本已經在20名以外，這說明新加坡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因此，無論是挖掘傳統人口紅利的潛力，還是開發新紅利的經濟增長源泉，中國其實都需要經濟制度的改革。

 

　　通過改革發掘生產要素的潛力

 

　　土地、勞動、資本這三種生產要素，如何挖掘它們的潛力？要通過改革。如何提高全要素生產力？也要通過改革。

 

　　第一，過去討論了太多的資本和勞動，但是不應該忽略土地是經濟增長中的重要因素，在非農產業中如此，農業中更是如此。目前，我國的農業由于土地被分成細碎的小塊而缺乏效率。

 

圖九

 

　　上圖是我國目前農民工的構成，其中有9000多萬人沒有離開本鄉鎮，在本地非農就業，那么農業就成為他們的堅持，他們當然不會放棄土地。因此每家的土地還是相當分散的保留著，但不一定經營得很好。

 

　　還有一類是家還在農村，但是家庭中的有些成員在城里打工，這些人當時的數量是1.59億，今年漲到了1.71億。真正舉家外遷的只有3000多萬，按理說這3000多萬人應該把土地退回來，但事實上他們認為土地還是自己的保障和退路，因此土地也沒有集中。

 

　　所以，我國的土地仍然非常分散。年輕勞動力外出打工，一家一戶的小片土地既沒有生產力，也沒有更好的勞動力去經營它。所以農村形成了“三八六一九九部隊”。“三八”指農業的女性化；“六一”指留守兒童，這些兒童沒有大人管教，也不好好上學，寧愿幫爺爺奶奶干點活；“九九”指老人。這種現象是存在的。

 

圖十

 

　　上圖是Google地圖上海崇明島兩片不同的地段。下邊這一段是傳統的家庭經營，每家一塊土地，上面可以蓋一些房子和小設施，道路還要留出渠道。本來應該是綠色帶，但是上面插上了很多別的顏色，這些別的顏色就是土地面積的損失。李克強總理在河南工作的時候講過，如果把土地全都集中起來，光這些溝溝坎坎、道路、渠道就可以節約出20%的土地。

 

　　上邊這一塊搞的是規模經營，土地被集中起來，更加完整。農業的未來出路就在規模經濟。因此可以通過加快勞動力轉移，同時實行土地制度改革，從而提高土地的規模和利用效率。

 

圖十一

 

　　紅色線是潛在增長率，未來要下降。有沒有辦法提高潛在增長率呢？我們當時測算有兩個辦法。

 

　　第一，增加勞動力供給，就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那么勞動力供給從哪來呢？從農民工更穩定的就業來。解決農民的戶籍，解決他的基本公共服務，他預期在城市留下去，他作為勞動力的供給就更穩定了，就可以直接提高潛在增長率。第二，提高全要素生產力，可以直接提高增長速度。

 

　　戶籍制度改革是一石三鳥的辦法

 

　　先講戶籍制度改革，我把它看成是“一石三鳥”的辦法，同時解決勞動力供給、消費內需和資源重新配置的問題。

 

　　第一，戶籍制度改革會讓農民工更加穩定。

 

　　第二，可以創造一種資源重新配置的效益。戶籍制度改革以后，意味著不僅靠工資來吸引，如果工資提高太快，企業受不了，就業崗位容易減少。工作漲幅不能超過勞動生產率，否則企業承受不了。

 

　　因此要靠勞動力轉移。戶籍制度改革，讓生產力提高，從生產力低的地方農業轉移到生產力更高的地方，非農產業、服務業、制造業。資源重新配備了，生產力就可以提高，同樣提高潛在增長速度。

 

　　全國農民工，包括外出的和沒有外出的，在當地轉移的有2.7億人，其中1.7億是進城的，還有差不多1億人在本鄉鎮從事非農工作。對于進城的這部分人，如果給他們上漲工資和基本公共服務，他們得到城市戶口，就沒有后顧之憂了，他們不會擔憂孩子上學，自己生病、養老和失業問題。

 

　　而現在的情況是農民在城市打工，在城市住著，但不能像一個標準市民那樣消費，所有這些因素如果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就會有相當大程度的緩解，因此他們煥發出巨大的消費能力。

 

　　進城農民工1.7億，占到城市勞動力的35%，再加上1億在鄉鎮的農民，他們的消費能力是非常巨大的。這樣我國就不會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消費需求起到了作用，這樣中國經濟才會更加平衡、更加協調、更加可持續。

 

圖十二

 

　　人口政策的調整有沒有效益？我做了一個模擬（上圖），如果政策不變的話，趨勢就是潛在增長率和經濟增長率下降（藍色線）。

 

　　如果政策有所調整，我國現在的生育水平差不多是1.4%，如果提高到1.6%的話，就是粉色線，在20年以后，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會受到生育政策的正面影響。因為，今天調整人口生育政策，生出來的是嬰兒，20年后他們成為勞動力，就會對經濟產生積極影響。如果生育水平能夠提到1.7-1.8的話，就是綠色線，未來經濟增長速度會更快一些。如果增長到1.9的話，未來的經濟增長速度會更快，老齡化程度會更低一些。

 

　　從這個意義來說，我們不能希望生育政策調整能夠在短期內帶來什么積極的影響，但是長期內是有效的。同時，短期內生育政策調整也不會帶來負面影響，所以不用有太大的擔心。

 

　　最后，生產率提高的途徑從哪來？如何從改革中挖掘生產率，提高潛力？生產資源的配置是主要的生產力來源。配置有三種，一種配置是在農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之間，我國過去主要靠這一配置得到生產力的進步，大規模的勞動力從農業生產轉移出來，得到了資源配置的效益。

 

　　但是農民進城以后，沒有那么多的農業生產勞動力了，生產率從哪來呢？農民進城以后，進入第二、三產業，勞動力資源是不是配備得有效率呢？是不是有些行業需要勞動力，卻遭到限制呢？一個行業中，企業之間資源配置是否充分有效呢？有大量的潛力可以挖掘。

 

　　沒有創造性破壞，就沒有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的提高

 

　　我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千千萬萬的企業，未來生產率要提高，技術要進步，產業結構要升級，不意味著每一個企業都是同比例提高，而是那些生產率更高的企業得到了機會，擴大了資金，把別的企業兼并了。沒有生產率進步的企業會消失，會退出，這就是所謂的創造性破壞。

 

　　沒有創造性破壞，就沒有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的提高。如果保護那些沒有效率的企業，還讓它處于壟斷地位，就意味著人為地制造僵尸企業。大量僵尸企業繼續存在，生產率就不能得到提高。因此要打破壟斷，實現企業自由的進步和退出。這次改革提出用負面清單的方式來決定企業進入還是退出，而不是過多用審批方式，這些改革都能創造出新的資源配置效益。

 

　　農民工市民化、土地制度調整以及產業的進出壁壘問題，只是幾個例子。其實十八界三中全會《決定》中關于經濟的那一部分，每一個項目都能引申出創造新的經濟增長源泉的含義。從這個意義上講，過去我國主要依靠特定的人口結構，今后要靠改革挖掘新的經濟增長源泉。

 

　　（來源：BWCHINESE中文網。蔡昉，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員。著有《破解中國經濟發展之謎》。本文為作者演講內容。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