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理解，為什么十八屆三中全會“策略地”回避了國有企業改革問題，而國有企業的內在特質及生存發展機制，與市場化規律有“天然的”矛盾及沖突；恰恰是整個國有經濟體系的諸多障礙和頑疾阻礙著“市場化”改革進程。比如：壟斷問題、資源配置及利益分配不公問題、腐敗問題、既得利益集團問題、不公平交易問題、人為做大改革成本問題等等，無不滋生于并寄生于日益龐大的國有經濟體系之中。

　　但是，已經坐大并嚴重畸形的國有經濟承載著大量的就業和財政收入，支撐著金融運轉，控制著國家各個領域的戰略產業，因此，國有經濟在很大程度上“綁架了”國民經濟的運行，更重要的是已經“催肥”了各大既得利益機構及個人，其利益深深根治于國有經濟體系，如果改革新政一開始就直接拿國有企業開刀，顯然會會擔心強烈而尖銳的利益沖突、進而引發經濟及社會動蕩。

　　由此看來，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政治形態，與整個國有企業的經濟形態“一脈相承、血肉相連”，這對于執政黨及政府而言，首先是一個嚴肅而重大的政治問題，其次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國家安全問題，然后才是一個特殊的經濟問題。并不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刻意”回避這個問題，而是從根本上破解這個問題的條件和時機還不成熟。

　　綜上所述，我有兩個基本判斷：一是國有企業的問題只能在改革進程中漸進化解，甚至可以少說多做；二是國有企業的命運，最終還得由市場來敲定，有些矛盾終究是回避不過去的，但目前看不見的這只市場化的手的能量還十分脆弱。

　　可能性較大的策略是：“溫水煮青蛙”---不斷加熱“市場化”改革這口大鍋，用溫水漸漸煮透國有企業這只大青蛙，最終由市場來敲定國有經濟的命運。如果決策層真是這個意圖，那么，可行的有效策略和招數應當是：

　　第一、通過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減少政府權力對市場的干預，以此給國有經濟“釜底抽薪”，給市場經濟“釜底加薪”，逐漸排除國民經濟循環中的毒素。

　　第二、通完善服務于市場經濟的行政制度及相應的法律制度，為市場經濟的快速成長創造良好的制度和法律環境。

　　第三、停止并斬斷對國有企業的特殊的財政、金融及特權保護，并中止一切對國企的特殊資源配置，使其市場化的競爭能力逐漸發展；

　　第四、通過國有與非國有經濟，實現市場化條件下的資產層面的平等融合，即實現國有經濟的弱化及“消解”，有實現國有資本的資產化管理及公平收益。

　　綜合來看，在未來一個時期，隨著市場化機能的不斷強化，國有企業的諸多問題和矛盾，將會通過金融資本市場的改革、行政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逐漸予以化解，而目前尚無萬全之策，也不是過度加力破解這個問題的最佳時機。

　　也就是說，既然任何政治集團及個人，根本無法改善目前中國的政治生態環境，那么，破解中國社會目前存在的很多諸如國有企業之類的經濟矛盾，務實理性的態度和穩健的策略，要比激情和勇猛重要的多。